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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中国年轻父母的育儿矛盾

发布时间:2021-04-12

幼儿园感恩父母活动的总结。

教师与家长对孩子的教育应当是积极的,而不是选择压抑孩子!家长与教师之间要互相协助,以教师为主体,促进孩子健康、和谐发展!那么,怎么充分利用家庭与校园之间的资源对幼儿进行教育呢?小编特地为大家精心收集和整理了“调查:中国年轻父母的育儿矛盾”,欢迎阅读,希望您能够喜欢并分享!

一方面,想让孩子健康快乐地成长;另一方面,又不想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这是中国年轻父母矛盾重重的育儿观念。

这几天,上海持续高温,在上海某高校工作的张女士却整日在外奔波忙着换房子,“儿子现在一岁多,考虑到他上小学的问题,想换个学区房。”

“我也想让儿子快乐地成长,但上不了好小学,就上不了好初中,上不了好初中,就上不了好高中,上不了好高中,就上不了好大学,上不了好大学,就找不到好工作!”张女士觉得自己最近都有点像祥林嫂了,但她依然锲而不舍地寻找着合适的“学区房”。

健康快乐愿望敌不过竞争压力

据《中国家庭育儿方式研究报告》调查显示,有超过80%的妈妈认同孩子的“身心健康比学习知识更加重要”。当受访妈妈被问到“您希望将来孩子成为什么样的人?”时,“健康”(提及率达到34%)和“快乐”(提及率达到23%)成为出现频率最高的两个词。

但“健康”和“快乐”并不能取代中国妈妈育儿观念中的竞争意识。本次调查中,66%的妈妈认为“绝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43%的妈妈表示,孩子竞争的起跑线始于十月怀胎。综合所有受访者的选择,在中国特色的“宝林匹克”赛场上,孩子的平均起跑线设在出生后的1岁半。中国孩子竞争压力来得过早、过大,已是不争的事实。

给孩子快乐的童年可能会给他不快乐的一生

“希望孩子身心健康就好”,“只要他过得高兴就行”,“希望孩子快乐成长”,“孩子的身心健康比较重要”……记者采访了几位年轻父母,他们的孩子在1~3岁之间,他们的回答惊人的一致,也完全符合《研究报告》的调查结果。

“等到他们的孩子快上小学时就不这么说了”,孩子已经上小学二年级的秦女士笑着说,“我刚生儿子那阵子也这么想,不给他压力,高高兴兴地让孩子过完童年,但理想和现实的差距是巨大的,我给了他快乐的童年,可能会给他不快乐的一生!”

两年前,秦女士为自己的儿子上小学的问题四处奔波,求爷爷告奶奶,甚至连多年没联系的中学同学都找到了,最后把儿子安排到了一所知名小学,但她还在发愁,“上中学的时候还得忙一阵呢!”

在媒体工作的徐小姐告诉记者,她身边的年轻妈妈,为了让孩子进一个口碑很好的幼儿园,有的每天要开车20分钟来回接送,也有的每天早上挤公交车送孩子。“他们看重的是幼儿园的质量,还有对口的小学。还有的家长看重一些幼儿园有特别好的老师,也会想尽办法送孩子去。甚至有人为了一所幼儿园搬家,他们宁愿自己苦一点。”徐小姐说。

孩子竞争的起跑线在哪里?

“您认为孩子的竞争起跑线应该设在什么阶段?”在接受调查的妈妈中,分别有43%的妈妈认为,孩子竞争的起跑线从胎教开始;25%的妈妈认为,孩子竞争的起跑线在0~3岁,孩子进幼儿园之前;24%的妈妈认为,应该设在3~6岁,孩子上幼儿园之后和读小学之前;只有8%左右的妈妈认为,孩子的起跑线可以设定在小学入学以后。综合所有妈妈的选择,中国孩子竞争起跑线的平均值在宝宝出生后的第18个月。

调查显示,当今社会日趋激烈的升学、就业竞争,是促使孩子竞争起跑线不断提前的因素之一。在本次调查中,65%的妈妈同意和比较同意“现在的社会竞争压力这么大,我绝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不同意和完全不同意这种观点的受访者,分别为12%和3%。

儿子刚刚半岁的李小姐表示,自己认为孩子的竞争起跑线最好在初中,但问题是实际上常常会受外界的影响,“比如小学会是个门槛,希望孩子能上好的小学”。

难度越来越高的小学课程内容,是驱使孩子们早早参与竞争的指挥棒。为了让自己的孩子顺利跟上小学入学后的教学进度,在本次调查中,38%的妈妈让孩子在18个月前开始识字,52%的妈妈让孩子在2岁之前开始识字,100%的妈妈让孩子6岁前开始识字。孩子的平均识字量,3岁为122个,4岁为239个,5岁为461个,6岁达到750个。750个汉字的识字量,相当于孩子在上小学前,已经把一年级教科书上的生字全部预习了一遍。

父母节衣缩食力保育儿费用不受金融危机影响

报告显示,在孩子0~6岁阶段,我国婴幼儿家庭月均育儿支出约占家庭总收入的20%。把一个孩子从出生养大到6岁,平均需花费8.1万元。调查数据显示,在全体受访妈妈中,孩子0~1岁阶段的养育支出最高,每月平均为1457元,占家庭月收入的23%;孩子1~3岁阶段,每月平均的育儿支出为1148元,占家庭月收入的19%;孩子3~6岁阶段,每月平均的育儿支出为1012元,占家庭月收入的17%。

国内婴幼儿家庭育儿支出地域差异明显。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特大型城市,把一个孩子从出生养大到6岁,平均需花费11.8万元。在其他省会城市和省会以下中小城市,平均花费分别为7.6万元和6万元。

本次调查还询问了金融危机对家庭育儿支出的影响。调查数据显示,面对本次金融危机,中国年轻的家庭仍然在努力保持基本孕育花费不受影响,大部分受访者首先会考虑缩减外出就餐的次数,其次是个人护理(如美容等)和娱乐、旅游活动。但无论经济状况如何,近80%的3岁以下孩子妈妈肯定不会缩减孩子的基本养育费用,3~6岁孩子的妈妈会缩减一些玩具和衣服,但不会减少兴趣班等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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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得到父母理解和陪伴”最幸福


当代少年儿童感觉最幸福的事是什么?31日,上海市少工委向本报独家披露了调查结果,列在第一位的是得到父母理解和陪伴,其次是戴上红领巾戴上团徽,考个好成绩考上好学校列第三。

今年“六一”前夕,市少工委向全市少先队员、儿童团员发放了105万张幸福卡,请孩子们把自己认为最幸福的事记录在卡片上。经学校、区县逐级汇总,产生各区县少年儿童心中的“十大幸福”。市少工委按照各区县“十大幸福”的排名进行积分,总分越高排名越靠前,由此产生了上海少年儿童心中的“十大幸福”。

得到父母理解和陪伴高居榜首。孩子们提出,我们的幸福在于:“父母能够理解子女的需求及选择”、“父母相亲相爱,陪伴我成长”、“父母亲人给予我无微不至的关爱”、“经常和家人一起吃饭、聊天、外出游玩”。

戴上红领巾,戴上团徽,位列第二。少年儿童具有集体归属感,加入团队组织是他们感到幸福的事。考个好成绩,考上好学校名列第三。学习是少年儿童生活的核心内容。受光环效应的影响,对少年儿童的学业评价经常会扩大为对其全面素质的评价。因而,学业进步对他们的幸福感有非常大的影响。

继列第四的“生活在和平安定的时代”后,交个好朋友位列第五,显示在少年儿童心目中,社会交往与交际的分量日益增加。“在学校认识很多好朋友,和他们一起学习、一起参加各类活动”、“交到许多知心朋友,与他们分享喜怒哀乐”。被人帮助和帮助他人,也有助于提高安全感和幸福感。“当我碰到困难需要帮助的时候,老师、身边的小伙伴都会帮助我”、“我生病了,同学帮我带回作业”、“在别人遇到困难时,我伸出援助之手,帮助别人的同时,自己也感到非常幸福”。

分列幸福感六至十位的分别是:被人帮助和帮助他人,课余做自己喜欢的事情,生活和学习条件越来越好,在家门口看世博,成为一名新上海人。一名外来务工者子女说:“国家免去了我们的学费和书本费,父母不再为学费发愁,能和上海的小朋友享受一样的教育,我很幸福。”

年轻父母,你焦虑孩子成长吗?


于杭(化名)的工作很忙碌,她查了一周的行程表,只能拨出一个午饭的时间接受采访。这样的工作强度到了周末也不停歇,自动转为育儿频道。周六早上要带着4岁的孩子从北京的西四环开车到东三环外上雅马哈音乐课,中午在车上睡一个半小时的午觉,下午继续上美吉姆的运动课和艺术课,如果是不上艺术课的下午,孩子就要去上范阳画室的绘画课。周日上午要学一个小时的太极拳,下午全家到郊区租种的农场种地。虽然于杭自己也认为周末的早教课程在所有参加早教的孩子里面算多的了,可是她并不认为这是盲目。她告诉记者,孩子周末的繁忙行程,是根据“自己经济情况和孩子的接受情况综合判断”。

育儿焦虑的源头是亲子之爱。在近代,随着家庭经济能力的增强和市场专业分工的细化,各种针对孩子能力开发的市场产品多样化,给亲子之爱增添了新的内容:培养理想化的完美孩子。当这个伴随着家庭经济能力的增强,被商业力量催生出的豪迈理想,与生育低潮导致的“一孩家庭”结合时,亲子之爱的负面效应被放大了。在商业力量和生育低潮的共同作用下,产生了一代过度焦虑的父母。

“独一代”和“独二代”同堂

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它创造了减少相当于一个欧洲人口的控制奇迹,也创造了1。6亿左右的独生子女。至今对这一生育政策的社会评价,多集中在新生儿减少造成的人口红利降低、社会结构老龄化和未富先老等经济、社会问题,但如果结合成熟工业社会的心理学研究,可能会发现,当第一代独生子女开始成为父母时,他们所经历过的育儿模式,会对他们今日的育儿心理产生强大的影响。

国家人口计生委前主任张维庆曾表示,“十一五”时期(2006到2010年)中国面临着第四次生育高峰。这一次婴儿潮从2005年开始,大约将到2015年后结束。相比前几次婴儿潮,这一轮新生儿高峰在绝对数值上并不引人注目,但特殊之处在于,父母大都是上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出生,这正是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起点。这意味着,中国的家庭结构中,第一次普遍出现了两代独生子女同处一室的局面。

在父母的保护下,几乎未经风浪的“独一代”们,因为育儿,要经历一个严重的经济危机的考验。根据中国社科院2009年发布的全国主要城市白领工资标准,除了香港澳门外,白领收入最高的内地城市是上海:5550元/月,北京白领的平均收入为5200元/月。在CPI指数连年上涨的情况下,白领的平均月工资仅比2007年上涨200元左右。我们姑且以这个不太准确的平均数据作为基础,来计算一下育儿在这些年轻白领父母的家庭开支中占据的比例。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的《青年研究》曾刊发了著名社会学家徐安琪的《孩子的经济成本:转型期的结构变化和优化》的调研报告。报告称,从直接经济成本看,0~16岁孩子的抚养总成本将达到25万元左右。如估算到子女上高等院校的家庭支出,则高达48万元。估算30岁前的未婚不在读的子女的总成本达到49万元――这可以说,抚养子女的总经济成本是惊人的。但是这个成本计算却被舆论认为低估了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养儿成本,如果算上孕产期的支出以及从孩子孕育到成长过程中父母因孩子误工、减少流动、升迁等自身发展损失的间接经济成本,孩子成年前的总成本估计要达100万元。一个数据经常被用于描述改革开放的成果――我国城镇家庭恩格尔系数已由1978年的57。5%下降到2005年的36。7%。但对一个生活在北京或上海的白领家庭,一个孩子的增加,每个月单奶粉费就要达到上千元,可以立刻让我们在恩格尔系数上的社会进步消弭于无形。

不管是从育儿的经济成本,还是从和上一辈的感情联系来看,让老年人帮助育儿都成为城市白领普遍采纳的一种方式。按照一项在线数据的调查,尤其在北京上海这样消费成本居高不下的超大型城市,老年人帮助育儿的家庭占到70%~80%。

三代同堂,其中两代都是独生子女,这是中国目前比较特殊的家庭结构。从好的方面看,两代人共同养育孩子,这有助于育儿的安全和健康,以及整个家庭财富的增长。但这种模式在积累两代人财富的同时,也积累了两代人的焦虑――它们将共同作用到对同一个孩子的养育过程中。

紧缺之困

“独一代”的父母,和“独二代”的孩子之间相差了约30年。在这30年间,中国的社会结构和资源的种类与分布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生产,喂养,上幼儿园,上小学……看起来是再正常不过的育儿链条,但如果再循着传统的路径走,会发现意想不到的阻力。

孙杨是北京人,受过高等教育,在一家颇有声誉的传媒公司上班,不是举目无亲、全无资源,但当她从2010年开始怀孕后,她经历了从未有过的焦虑感。

孙杨和丈夫遭遇了育儿链条上第一环的资源短缺。以协和医院为例,“产科只有一、三、五开诊,而且每天只有5个号”。孙杨的丈夫马宇驰对记者说。资源的绝对短缺,还在网上催生了协和医院产科挂号攻略这类信息指南。“那些早就等在大厅的人是前一天晚上医院下班后就去排队的,每人按先后顺序给一个排队的号,然后不能回家睡觉,因为整晚隔些时候就会有人出来点名,不在的人就被划掉了。像马宇驰那样第二天早上才去的,不管多早都是连进大厅的资格都没有。”孙杨对记者说。马宇驰为此开了一个“一切为了孩子”的微博,他说:“我觉得我们就是现在最典型的父母,城市里长大的‘80后’、独生子女、有一份收入还可以的稳定工作,如果我们生孩子都这么难,北京城里那么多外来打工的,可怎么办?我开一个微博是想跟朋友们交流、分享我的心情,也想记录整个生命诞生的过程。”

如果把育儿焦虑症的爆发点分为几个阶段,生育难不过是第一个门槛。婴儿潮通常被用来解释――70年代生人的平均生育年龄推后,导致与“80后”的生育高峰出现了重叠。但这种解释可能夸大了生理上的不可抗因素,而掩盖了我们社会公共服务的供给不足。实际上,产科挂号难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北京的产科大夫严重短缺。北京妇产医院产科主任医师王琪告诉记者,作为医疗纠纷的重灾区,产科工作辛苦,风险较大,而待遇却很低。产科医生24小时接诊,夜里常被叫起,精神长期紧张,容易发生差错事故,导致产科医生流失严重。一些大型三甲医院产科床位不足40张,有些甚至与外科共用手术室。由于高级人才短缺,很多医院产科缺乏处理疑难杂症的经验,不愿接收危重病人。于是,大量产妇集聚专科医院,出现了就医难。

相似的情况出现在育儿链条的下一环。2007至2009年,北京市的新生儿有41。575万人。他们将从2010年开始陆续进入幼儿园。而从2009年北京市合法幼儿园的在园人数看,北京能提供的幼儿园学位数约为24。8万人。这意味着,北京的幼儿园学位缺口,约为17万名。当然,在已经市场化的学前教育领域,选择收费在5000元以上的高档幼儿园,可能会让竞争减少,但会遭遇到老一辈父母生活经验的质疑。要知道,在他们养育“独一代”的80年代,正是计划经济下公共资源的巅峰期。街道幼儿园、机关幼儿园、企业幼儿园、托儿所、学前班,各种形式和主体的学前教育琳琅满目。从全国范围看,80年代光街道幼儿园就有10万所(这一数据在2007年变为2万所),而且收费低廉。一个学期的学费两块钱,这是让上一辈父母念念不忘的收费标准。如果选择众多正规体系外的“山寨”幼儿园或者家托,在食品安全与治安问题频发的今天,体制内有监管的尚不可靠,体制外的更难以信任――谁来为你孩子的安全负责?

这是中国育儿焦虑症的核心。教育自古以来就是中国普通家庭的孩子最重要的上升通道,但如果循着上一代的既有路径,却要遭遇即便拿钱也难以解决的激烈竞争。

选择之难

如果说学校教育是育儿的必需品,中国的年轻父母面临着供不应求的困境,那在育儿的副产品上,他们面临的则是选择太多的焦虑。

一句有关育儿深入人心的说法是,“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结合“独一代”的成长史,这句话足以成为鞭策新一代父母的警世恒言。70年代人背负着父母的期望,在竞争中长大并在竞争中持续前行,他们承受的压力,是以前年代的人所无法相比的。虽然每个真心爱孩子的父母都会认同,孩子不应该成为标榜的工具,但如果孩子的竞争力就是父母文化程度和教育力量,以及对孩子负责程度的竞争,那么把孩子当成自己一件伟大的作品互相炫耀攀比,似乎也并不是一件可耻的事情。

“70后”“80后”的父母大多经历了自己父母望子成龙、考试激烈竞争的少年时代,他们不愿意自己的孩子再被应试教育和功利性学习所压迫,极力强调培养的是孩子们基本素质和能力,可这些基本素质又包括绘画、音乐、体育等许多方面十八般武艺。于杭觉得,自己和丈夫都是体制内的人,体制内有体制内的好处,但是她希望自己的宝宝将来除了工作有自己喜欢的领域,还能自由度大一些,而这些都是以这些课程所培养的素质为基础的,这又是另外一种望子成龙。

中国父母和荷兰父母的对比


马克先生给中国妈妈一个建议:想让宝宝成为最棒的人,营养至关重要。

马克先生既是荷兰某公司的亚太地区总监,也是一位婴儿奶粉专家,也是两个可爱孩子的父亲。因为他长得很高大,当他跟他两个可爱的孩子在一起的时候,看上去总会很有空间距离,所以,他常常跪在孩子中间轻轻地跟他们说话,看得出,他的孩子很依恋他。

由于马克先生的这些特殊身份,跟他的谈话变得很有趣,他既会对奶粉滔滔不绝,又对孩子成长表现出极大热情。

由于工作关系,马克一家去过很多国家,也在很多国家生活过。我们很担心这对幼小的孩子会有影响,但他认为——环境变化,可以锻炼孩子的适应能力,也让孩子接受不同文化的熏陶。

马克发现,全家随他工作的变动虽然是一种被动的迁移,但结果是孩子们受到不同文化的熏陶。孩子虽然年龄很小,但是也能感受到,这对他们的成长无疑是一种帮助,现在,孩子会说三种语言:荷兰语、汉语、英语。现在他们在这儿学习说汉语,学唱中文歌曲,得到很多乐趣。“至于大家所说的不利一面,可能是指孩子对环境的不适应,可能会给他们带来心理问题。但我始终认为,父母的爱和与孩子的有效沟通,可以让他们感到快乐。而且换个环境生活,对锻炼他们适应社会、适应生活的能力也是非常有帮助的。”

马克先生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父亲,听说马上还要荣升为第三个宝宝的父亲,应该是一位经验爸爸了,当我问起这位奶粉专家“孩子成长什么最重要?”时,他竟说——对孩子来说,母乳喂养最重要。“我始终认为,营养的好坏决定着宝宝的生长发育。”他认为,母乳作为最好的营养来源,有着神奇的作用,是任何物质所不能替代的。他的两个宝宝都是从喝母乳开始的。在荷兰,孩子前6个月必须喝母乳。为了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国家给了妈妈足够的假期,去完成母乳喂养的使命。“可是在中国,宝宝两个月的时候,有的妈妈就要上班了,有的宝宝就吃不到母乳,即便妈妈上班途中回家喂奶,但达不到按需哺乳的要求,这对宝宝是不公平的。”竞争激烈,父母工作繁忙,但是——给孩子的时间不能少

在中国的工作环境中生活,竞争非常激烈,如果稍一松懈可能就会退步,不得不把大多数时间花费在工作上,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虽然孩子主要由妈妈照看,而且对于妻子照看孩子的能力也完全信任,但是,马克每次回到家,一定会尽心充当大朋友的角色,陪孩子们玩。所以孩子也每天盼他下班,“他们把我当成了好朋友”显然,他有些得意,“如果孩子少了父爱,接触不到来自父亲的思维方式,将来会有问题的。”只要孩子有要求,他会尽量满足他们,孩子们知道爸爸会给予更圆满的答复。

交流,其实从孩子出生就开始了——父母需要知道,怎么做才能让孩子快乐。

孩子从出生时,就与大人有了交流,而到2岁,孩子才开始使用语言。父母会感觉到在这种不断的交流中,跟孩子的感情越来越深,感情的积累也一天比一天多。“现在他们一门心思想的是怎样玩,怎样高兴,而跟他们在一起时,我想的也是怎样让他们快乐。”只要空下来,马克就会陪孩子玩。晚上给孩子讲故事,陪他们阅读,节假日带孩子出去旅游,去吃他们喜欢吃的东西。

马克眼里:中国妈妈和荷兰妈妈的不同做法

对比一:

在荷兰,孩子都是跟父母长大的,受父母的教育。

在中国,很多孩子由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带养。

马克:孩子还是由父母带好,因为老人一般会比较溺爱孩子,不利于孩子性格形成。

对比二:

荷兰的爸爸妈妈,会让孩子由自己的喜好决定某件事情,父母的任务是帮助孩子执行。

中国的爸爸妈妈,常常为孩子设计人生蓝图,孩子的兴趣爱好占据次位。

马克:我的孩子喜欢运动,我就多带他参与各种适合他的运动,不让他去学唱歌,学画画。可是,看到中国学生的优秀之处,也是很令人很羡慕的。

对比三:

荷兰妈妈希望宝宝成为一个健康宝宝。

中国妈妈更重视孩子的智力,希望自己孩子比别的宝宝聪明。

马克:作为我本人来讲,生活在中国,工作在中国,在中国抚养孩子,发现了中国妈妈的很多可贵之处。她们为了不让孩子输于其他宝宝,舍得倾其所有。我认为这同时也是妈妈追逐成功的一种动力,这种精神让我由衷地感到钦佩。

年轻的父母应该学点心理学


每个孩子都是上帝送给我们的礼物,他们看似平淡的生命其实都是一个个奇迹。只是在他们的成长中,由于生理呈现为阶段性的发育,生活所需要的知识和能力也是一天天学到、一点点发展的,所以他们的身心也不是一下子就健全起来的,在这个过程中,便会不时地有一些让人费解的行为。我说一个发生在我身边的真实例子,我的哥哥在山东师范大学工作,嫂子在职教学校担任辅导员,工作都热别忙,嫂子生下小孩三个月就上班了,就请了一个十八九岁的亲戚来照顾孩子,她年龄小没有带孩子的经验,只是饿了喂奶粉,渴了喝水,不渴不饿就自己玩,与孩子基本没有交流,这样一直持续到孩子三岁。刚入园时,孩子又哭又闹,中午从不睡觉,下午回家就拿起一床小褥子抱在怀里,晚上睡觉必须盖那床褥子,不得已,只好把它带到幼儿园,这样才安安稳稳的睡午觉,以至于那床小褥子四个角都破损,孩子也离不开它。这一奇怪的行为这才引起哥嫂的注意,这是缺失爱的表现啊,小褥子是孩子的依靠、是离他最近的、上面也许带着妈妈的味道,这是一种感情的依托。哥嫂感觉亏欠了孩子,没有好好的研究孩子,没有理解孩子的心理,于是经常陪孩子做游戏、谈谈心,慢慢的孩子的性格也开朗了,小褥子也放手了。类似的例子很多,在幼儿园里有的孩子撒谎、打人、拿别人的东西......,但追寻他们的成长历程都有原因的,只有理解孩子才能教育好孩子,身心才能健康地和谐发展。所以,学一点儿童心理学,会使父母更为理解孩子的各种行为,能够及时的帮助孩子,解决他们遇到的心理问题;也可从生命成长,发展的角度,更好的引导孩子的行为。有利于父母与孩子共同成长。希望年轻的父母成为学习型的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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