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论的读后感。
当我们在看作者写的作品时，品味出不一样的人生哲理时。读后感应该具有现实针对性，幼儿教师教育网小编特别整理来自网络的资本论的读后感，希望本页内容能帮助到您！
资本论的读后感 篇1
从资本的总公式看，剩余价值不可能发生在货币本身上，因为货币作为购买手段和支付手段，只是实现商品的价格。它如果还是采取货币形式，价值量也就不能增大。剩余价值也不可能发生在商品的出卖上，因为这个行为只是价值的商品形式转化为货币形式。所以，剩余价值只可能发生在第一个行为G—w中所购买的商品上。不是发生在所购商品的价值上，而是发生在所购商品的使用价值上。因为互相交换的是等价物，不可能因交换而发生价值变化，只能从所购商品的使用上发生。“要从商品的使用上取得价值，我们的货币所有者就务必幸运地在流通领域内即在市场上发现这样一种商品，它的使用价值本身具有成为价值源泉的特殊属性，所以，它的实际使用本身就是劳动的物化，从而是价值的创造。货币所有者在市场上找到了这种特殊商品，这就是劳动潜力或劳动力。”
“我们把劳动力或劳动潜力，理解为人的身体即活的人体中存在的、每当人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时就运用的体力和智力的总和。”这句话指出了三点:(1)劳动力是在“活的人体中存在的”，它既不能离开人体，又不等于人体。(2)劳动力是“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时就运用的”。它只能在运用时，即在劳动时才表现出来。(3)劳动力是“体力和智力的总和”。不能把劳动力等同于体力。一个白痴和疯子即使有体力，也不能算劳动力。
第一个基本条件是:在商品交换本身除了包含由它自身的性质产生的从属关系以外，不包含任何其他从属关系的前提下，劳动力仅有被它的所有者自我当作商品出卖，它才会出此刻市场上。第二个基本条件就是:劳动力所有者仅有自我的劳动潜力能够当作商品出卖，没有别的东西可卖。其实，不仅仅劳动力成为商品是历史的产物，并且前所考察的商品、货币这些“经济范畴”也都带着历史的痕迹。资本的出现，标志着社会生产过程的一个新时代，这个“资本主义时代的特点是，对工人本身来说，劳动力是归他所有的一种商品的形式，他的劳动因而具有雇佣劳动的形式。另一方面，正是从这时起，劳动产品的商品形式才普遍化”
作为商品的劳动力，同其他商品一样具有价值。“劳动力的价值也是由生产从而再生产这种特殊物品所必需的劳动时间决定的。”决定劳动力价值的要素有三个:
第一，因为劳动力只是活人的潜力，所以劳动力生产要以这个活人的存在为前提。活人维持生命，需要有必须量的生活资料，“所以，生产劳动力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可化为生产这些生活资料所需要的劳动时间，或者说，劳动力的价值，就是维持劳动力所有者所需要的生活资料的价值”。至于这些生活资料的种类和数量就应是多少，“生活资料的总和应当足以使劳动者个体能够在正常生活状况下维持自我”。所谓正常生活的维持，不仅仅包含着自然条件如地理环境和气候决定的自然需要，并且还包含着一个由历史构成的生活习惯所决定的历史的和道德的因素。
第二，作为劳动力所有者的人是会死的，务必依靠人口繁殖使自我永远延续下去。“所以，生产劳动力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总和，要包括工人的补充者即工人子女的生活资料。”
第三，使人获得必须劳动部门的知识和技能，要有必须的教育和训练，这就得花费必须量的商品等价物。“劳动力的教育费随着劳动力性质的复杂程度而不一样。”
总之，“劳动力的价值能够归结为必须量生活资料的价值”。生活资料的价值改变，劳动力的价值也随着改变。
劳动力商品的价值也是由生产它所需要的社会劳动决定的。货币所有者在交换中得到的劳动力使用价值要在使用中即消费中才表现出来，而劳动力的消费是在生产过程中进行的。此刻，让我们跟着劳动力买卖双方到生产场所去看一看吧!在那里，原料等等生产资料是按十足的价格支付的;而劳动力的消费过程同时就是商品和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
劳动力的买卖是在流通领域进行的。“那里占统治地位的只是自由、平等、所有权和边沁。”“自由”是指交换双方都出于自愿、自主，“平等”是指等价交换，“所有权”是指“双方都只支配自我的东西”，“边沁”是指“双方都只顾自我”，为自我的特殊利益结对的。然而，这些只是外部表现，不是经济关系的实质。
一旦离开流通领域，进入生产领域就会看到，“原先的货币所有者成了资本家，昂首前行;劳动力所有者成了他的工人，尾随于后。一个笑容满面，雄心勃勃;一个战战兢兢，畏缩不前，像在市场上出卖了自我的皮一样，仅有一个前途——让人家来鞣”。这才是自由、平等、所有权背后的真实关系——资本剥削关系。
马克思的资本理论最能反映他生活的时代和实践中心的要求，这种理论也因其与实践中心紧密对应，而构成对时代精神能更好把握的理论硬核。理论之树常青，马克思的资本理论在当今社会仍闪烁着耀眼光芒。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和发展完善的过程中，以“资本动力学为核心的生产力理论、哲学智慧对现代化建设实践的贯注、社会人文关怀或是以人为本”也顺应时代的要求，成为时代思想的弄潮儿。以资本动力学为核心的生产力理论，从理论上直接把马克思《资本论》的建设性内核和邓小平的一贯强调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经济哲学思想的内核联系起来了，从实践上带给了国际经济全球化和国内现代化建设实践所需要的哲学理念。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能够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一方面充分利用资本的动力作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现现代化建设的财富增长目标，并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同时，我们也可能减轻资本野蛮面的破坏性和给人民带来的痛苦。为此，我们也需要在经济全球化与现代化建设实践中注入哲学智慧及弘扬其人文关怀，促进以人为本的思想在社会实践中的作用。邓小平同志把马克思主义实践唯物主义的哲学智慧运用于现代化建设实践中，既使中国经济的发展呈现了“跨越式”态势，又避免了过去资本主义发
展中的曲折与苦难，建立了经济发展的新规则。以江泽民、胡锦涛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沿着邓小平开创的建设道路，继续着把实践唯物主义的哲学智慧贯注到经济建设中去的创造性活动，又创造了新的实践和成功。
社会人文关怀是自由与权利在法制与民主制度架构内的哲学弘扬，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在经济全球化和经济建设实践中的运用。
资本论的读后感 篇2
一开始想谈谈如何与《21世纪资本论》的实体书结缘的。其实我本人是不爱买实体书的，因为当今大多数书籍都可以在网上找到pdf文件，虽然阅读起来不一定比纸质书舒适，但到底是可以节约下一大笔费用的。在我20岁生日之际，一位友人定要以货币形式表示他的祝福，被我果断拒绝了。因为在我看来，这顿“免费的晚餐”无非是一笔社会资本投资，有来必有往，既然厌恶风险不如分文不取。尽管道理往往是心照不宣的，但不给人台阶下也不是做人之道，于是我建议他赠我一本书，书籍自选。怎奈我平日里对自己读书范围只字不提，他只明了我是学理论经济学的学生，于是在畅销书中选中了这一本书。
书上有一行来自保罗.克鲁格曼的书评，他称这本书为近十年来最重要的经济学著作，并提到这本书破除了许多保守派关于自由竞争的信条，还声称“我们正在倒退回‘承袭制资本主义’的年代”。我曾涉猎过一些所谓“承袭制资本主义”时代的文学作品，这类著作的集中阅读会让人对道德失去信心——因为在那个年代财产(遗产)是高于一切的。所以“倒退回‘承袭制资本主义’”这段话，激起了我对这本书的兴趣——因为要把现代和“承袭制资本主义”时代联系起来的确有难度。
在正式进入这本书之前，有必要先简单介绍一下作者，托马斯.皮凯蒂。作者的头衔有法国经济学家、巴黎经济学院创始人之一、巴黎经济学院教授、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研究主任。本科数学经济学双学位，22岁获博士学位并在麻省理工经济学院任副教授两年。主要研究财富与收入不平等。
本书除了导言和序言部分，共分为四个部分——收入和资本、资本/收入比的动态变化、不平等的结构以及21世纪的资本监管。
第一部分主要是阐明一些基本概念。首先，作者在本书中对国民收入和国民财富(资本)账户进行了国内外、劳动与资本两种划分：国民收入=国内产值+国外净收入=资本收入+劳动收入;国民财富=国民资本=私人财富(资本)+公共财富(资本)=国内资本+净国外资本。并将资本定义为一国某时间点居民与政府所拥有的全部物品的市场价值之和，但不包含“人力资本”。
接着，作者给出了资本/收入比这一指标以衡量各国资本的相对充盈程度，记作β。在有了以上的铺垫之后，所谓的“资本主义第一基本定律”就建立起来了：α=r-β。α是国民收入中资本收入的比重，r则是指资本收益率。
然后，作者抛出了一个新颖的观点：历史记录表明，推动穷国和富国经济发展水平趋同的主要因素并非是全球资本自由流动，而是来自知识的传播与扩散——这就动摇了读者对全球化理念中的资本自由流动对收入差距缩小的贡献，也为后文论证资本自由流动是扩大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做了铺垫。
在第一部分的最后一章，作者给出了公元0年到的全球实际产出增长水平，并预计发达国家平均实际产出增长率将在21世纪后半叶降到1.2%。这一章与前文所述看似逻辑关联不强，但都是在为后文的论证做准备。
第二部分一开始对英、法、德、美等发达国家自18世纪(不同国家因为财产登记制度时间起点不同)至的资本收入比情况做了个案分析。这几国虽然资本收入比和资本结构的变化趋势因制度、历史因素存在差别，但也存在显著共同点。例如一战开始到20各国资本/收入比的时间序列几乎都为两边高中间低的U型态势(美国是自大萧条开始到年呈现U型态势)——意味着各国资本/收入比在2010年已接近一战前的历史最高水平，且公共资本占收入比重都相当低，几乎处于0%的水平(公共资产=公共债务)。
资本主义第一基本定律只能解释静态的资本收入占比，却无法解释资本收入比在长期中的变化，于是作者给出了“资本主义第二基本定律”：β=s/g，其中s为储蓄率(扣除折旧后的净储蓄，并包含企业净储蓄)，g为经济增长率。但作者强调，这个公式只能揭示长期中的资本/收入比均衡，通过对发达国家长期中的平均储蓄率和平均增长率的考察，这个公式得出了与现实基本相符的结果。那么未来资本/收入比的变化趋势是什么?作者认为，由于资本劳动替代弹性大于1，且由于资本相对劳动议价能力一直在持续上升，β将持续上升。有趣的是，资本主义第二基本定律还可以解释马克思的“资本家自掘坟墓”的经济观点：当一国储蓄率s为正数，且由于缺乏结构性增长使g逼近于0时，β将会无限扩大并使得资本收益率r下降，最终就会出现所谓“资本主义的末日”。在过去，马克思的这个观点仿佛并没有解释力，但如今低增长率正逐渐成为发达国家的普遍特征，资本的无限累积可能会卷土重来。但令人感到震惊的是，由于r在长期中一直保持高度稳定，所以现实的资本无限累积很可能是无限制的。
第三部分主要介绍全球收入的分配情况。这似乎是老调重弹，但作者创新的地方在于细致地考察了资本、劳动收入各自的内部分配情况，以及富人群体内部的收入分配情况。尽管受过经济学教育的人都对发达国家收入结构有基本的认识：即最富的10%通常占有一国半数以上的财富，但很少有人意识到，在这10%的人之中，财富分配不公的程度更是远远大于用10%—90%划分方法所得到的不平等程度——越是缩小最富有的人群范围，财富分配不公程度越是加速扩大(长期中前1%的财富始终占到前10%的财富总量中的一半)。更超出我们一般认识范围的是，与一战前的“食利者社会”不同，10%的最富人群中，劳动收入是其收入的主要来源(在美国，只有在0.1%的最富人群中，资本收入才占主导地位)。观察历史数据可以得到，一战后发达国家富人资本收入的断崖式下滑，是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但劳动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其实一直都相当稳定。而正是这种贫富差距中期内缩小，为库兹涅茨提供了有误导性的数据，才有了财富分配的“库兹涅茨曲线”——近几十年来的收入差距扩大实际上已经推翻了这一理论。值得一提的是，近三十多年来收入差距迅速扩大的主要原因是高工资收入的迅速提高——这是教育和技术赛跑理论以及边际生产率定价理论所无法解释的。作者给出的解释是，由于高管的边际生产率很难确定，再加上盎格鲁撒克逊的公司模式中，高管工资由高管自己和薪酬委员会共同确定，所以自1970年公司逐渐接受高薪酬方案后，高管的薪酬得到迅速提高。
描述了静态的收入不平等后，皮凯蒂想要论证的最终结论终于露出了冰山一角：动态中财富分化将会愈演愈烈。因为历史数据证实了，在长期中r始终大于g，即资本收益率始终大于人均收入增长率。那么在逻辑上如何解释这一点呢?皮凯蒂的解释是：“如果rg)。”当然，这种解释有些极端，而且皮凯蒂本人也强调，r>g是“依赖多重机制的历史事实”，不应去寻找单一因素做解释。
可能是嫌这个抽象的解释不足以支撑起论点，作者又对遗产继承情况进行了分析，并给出了一个等式：by=μ×m×β。β与前文意义一致，是指资本收入比，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可继承的私人财富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公共财富不可继承)，m则是死亡率，μ为逝者离世时拥有平均财富与在世者平均财富的比率，by则是年度遗产和馈赠额占国民收入的比重。观察我们可以得到，β是在逐年上升的，但可喜的是m是在逐渐下降的。那么这样就抵消了继承财富占国民收入比重的上升吗?并不。m的下降意味着人均寿命的增长，也就意味着μ的上升，即by很有可能是上升的——这一点得到了实证检验。
在总结了全球财富差距进行了未来展望后，全书进入了最后一部分——“21世纪的资本监管”。作者很清楚，财富集中度的提高意味着民主制度的失效。政治的原则是合法性——即为公平正义，而经济的原则是效率。两者可以达成一致，但在财富集中度越来越高的背景下，这种一致还能否保持下去?作者也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企图建立一种全球资本税，但它并不做为一个税种存在于现实之中，而是做为收入累进税的一部分发挥功能。很多人会问，收入累进税不是普遍存在的税种吗?答案是否定的。主要原因有两点：1.各国为吸引资本，争相给出优惠税率。2.资本收入相对劳动收入更容易避税。这就导致了收入累进制的再分配功能发挥有限。作者认为，要遏制资本所谓“无限积累”的态势，只有靠真正建立起涵盖一切所得的累进所得税。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作者还提到了为什么说财富高度集中会威胁到中下层的生存境况。学经济学的学生，特别是只学了初级经济学的学生，很容易对财富集中产生认同，心说帕累托改进不是好事一桩吗?可是财富集中后它的避税能力会比过去更强，而同时却在享受与其纳税不匹配的公共服务，反而可能由于社会财富整体的增加(尽管这种增加并不均匀)而扩大。反映在现实中，就是公共财政收不抵支，公共财富拥有量(公共资产-公共负债)接近0甚至为负数——这就是发达国家的社会现实。那么要增收怎么办?如果缺少一种“全球税”，那么只能变相对中下层加税——而这种做法只会加深社会矛盾。单从中国五千年王朝更替的经验来看，如果连续两次遏止财富集中都失败了，那么王朝只能等死——底层民众会起来(或者在其他集团的挑动下)将社会财富以暴力方式重新分配。
要实现全球累进所得税，必须先实现全球收入信息的收集。作者的建议是各国政府协作，迫使全球的银行公开关键信心。可这正如他自己所说，是一个“乌托邦”。
关于收集收入信息我有一些自己的想法，对不对先不管，至少比作者的手段更温和，也更具有可行性——利用比特币。我们都知道，比特币除了是一种电子货币，由于区块链技术的应用，它本身还是一个“行走的账本”。因为离开了准确的交易信息记录，比特币本身的币值也就不保了，所以当比特币或者说类似比特币的货币真正成为一种重要的支付手段后，除了能够提高商业效率，如果能够以强制力获取(不是篡改)这种货币背后的交易信息，那么通过分析处理，收入信息的收集就可以完成了。不过由于这种货币容易被金融界盯上，所以其币值的大幅波动似乎是在所难免的，那么在短期内它也很难真正进入商业流通领域。但从长期来看，我认为这种记账与流通职能相结合的货币一定会在某一个节点被迅速推广，但不一定就是现在的比特币。既然它最终能够流行开来，利用它收集交易信息从而估计收入情况也不是不现实的——我认为这至少比作者的“乌托邦”更现实。
我想再谈一谈皮凯蒂对于经济学这门学科的认识。皮凯蒂在导言中说道：“坦率地说，目前的经济学科不惜牺牲历史研究，牺牲与其他社会科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而盲目地追求数学模型，追求纯理论的、高度理想化的推测。这种幼稚的做法应该被摒弃了。经济学家们往往沉浸于琐碎的、只有自己感兴趣的数学问题中。这种对数学的痴迷是获取科学性表象的一个捷径，因为这样不需要回答我们所生活的世界中那些更复杂的问题。在法国做一个理论经济学家有个很大的优势：在这里，经济学家并没有收到学术界以及政界、金融界精英的高度重视，因此他们必须撇开对其他学科的轻视以及对于科学和理性的荒谬要求，尽管事实是他们对任何事情都一无所知。无论如何，这正是这一门学科和所有社会科学的魅力所在：从零开始更有希望获得重大进步。”皮凯蒂又说，他在美国工作期间“我发现美国经济学家的工作并不是那么有说服力。诚然，他们都非常聪明我在那个时期也结交了许多好友。但有些事情很奇怪：我清楚地认识到，我对世界经济问题一无所知。我的论文都是由一些相对抽象的数学定理组成，但同行们都喜欢我的工作。我迅速认识到，自库兹尼茨之后，再也没有同行花精力去收集不平等的动态变化的历史数据，反而实在不知道要解决什么问题的情况下，大量生产纯理论的成果，并期望我也这么做。”
当然，皮凯蒂是站在这个高度上做出这么一种评价，做为经济学的初学者，我并没有资格借着皮凯蒂的话来发挥什么，我想要说明的是，我跟皮凯蒂一样，坚决认为社会科学是不能彻彻底底分家的。记得有一次对印度经济发展状况好奇，我就去查了一些论文来看，它们的共同点是模型很漂亮、理论没问题、关键经济数据都有，但问题在于，好像这套分析放在任何十亿级的人口大国都没问题。后来我想了想，这大概是因为理论是具有普适性的，但各国具体情况分明存在许多不同，如果不考虑各国各异的社会结构、文化要素，那么从理论出发进行真正接地气、到位的分析就是异想天开。
作者皮凯蒂是非常坦诚的，因为他承认自己当年“对世界经济问题一无所知”。再结合他的教育经历和书里的一些内容，我推测作者的社科综合素养其实并不高——他在对法国大革命前后的法国人口情况、各国黑奴制度进行分析时犯了一些历史常识性的错误，当然这些并不影响他最后结论的得出，但确实暴露了这位哪怕是早就开始关注自己社科综合素养的顶级经济学者，也存在着许多知识盲区。
可能是因为我个人对经济学有偏爱，我将经济学视为“屠龙刀”。屠龙刀一旦挥舞起来，确实可以横扫千军。但是光是要把这把屠龙刀拿起来，就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我和咱们财大的一位数学老师做过一些交流，他也欣赏经济学，并且他认为经济学一定需要悟性，如果没有这层悟性，那么学四年经济学还不如学四年技术。按我的话来说，这个所谓的“悟性”，就是提起屠龙刀的那股劲道。但这位老师认为这股劲道是外生的，靠天生的悟性，但我可不这么认为，我认为这股劲道就是内生的。源源不断地向我们的肌肉输送能量的综合视野，加上自身不断训练和强化的“思维肌肉”，就是决定我们能否提得动这把刀的劲道。我想在这里引用一段哈耶克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演讲内容：“如果你是一个除自己专业外一无所知的优秀的化学家或者生物学家，你还可能是一个社会里有用的人，但是如果你是一个除了经济学或者政治学科外一无所知的人，你将百无一用。除非你受过相当好的教育，而且，特别地，拥有一些社会科学知识和一些历史哲学知识，否则你不能成功地使用你的技术知识。……除非你真正了解你的经济学或者其他别的什么特殊领域，否则你就仅仅只是一个骗子。但是，如果一个经济学家只知道经济学而其他什么都不知道，他就会是人类社会的一个祸害。”
虽然我读书很杂，但我很清楚自己读书的最终归属是什么，就是回归到经济学上来。我感到大多数学科——特别是基础学科的教学，理论和经验都是严重脱节的。理论跑得太快，经验跟不上，就会产生对理论的曲解或者根本无法理解理论。这本《21世纪资本论》做得比较好，或许这就是它比较厚的原因。这本书也是我在我阅读的一个回归——并不是指我开始重新读一本经济学专著了，而是自己在较长一段时间里对正义、公平、财富分配等社会合法性来源的阅读和思考的经济学上的回归。
想讲一个有趣的例子。去年10月的时候我在自习室自习的时候，人还不算太多，让我一度以为南湖校区自习室是供给过剩的。但到了11月特别是12月要考研的时候，人就越来越多了。刚开始大家还是尽量早点到自习室去占座位，但是突然不知谁带了个头，头天晚上就把书放好了，第二天用不着早起也有座位。然后大家开始纷纷效仿，第二天大家都用不着早起就有座位了。看到这个现象我开始思考，大家都得了便宜了，那谁吃亏呢?吃亏的当然是那些没有提前占座位，却又每天早起的学生了。这些学生刚开始每天早起能够占到座位，但是当大家开始提前占座之后，他们起得再早也没用了——我也是这些学生之一。
我的心理状态变化过程是：刚开始是能接受占座行为，后来有一些排斥，到最后每天找不着地方自习了心里就开始有愤怒了。不过很快考研就结束了，考生一离场，座位又空出来了，所以这个愤怒也没在心里沉淀多久。讲这个故事什么意思呢?如果把一开始的自习室座位视为公有制下的产出，再把占座行为视为私有化进程，把我这类学生理解为没有获得私有化好处的普通人，那么理解皮凯蒂所描绘的世界就轻松多了。当一个教室里座位有限(财富增量少)，而继承财富(头天占的座位)的重要性越来越大时，占人口大多数的“穷人”(像我一样没有地方自习的人)的心态就会发生变化，从容忍到排斥再到仇恨，如果没有考研结束考生离开自习室这么一出，那长期看来最有可能的就是学生组织起来否认占座的合理性。
尽管这个例子不那么恰当，但它多少反映了财富分配或者说公平问题远不只是一个经济学问题，它还是社会学问题、政治学问题甚至是哲学问题和心理学问题。这也更加印证了建立综合学科知识体系的重要性。
我们再回到书中提到的不平等问题上来。作者提出的方案除了著名的“全球资本税”，还有一点是“老生常谈”的教育机会的平等。我不太同意教育机会的平等真能使收入差距缩小，或者说作用可以如作者所说的那样明显。这也许是一种“歪理邪说”，但我有我的逻辑。在某种意义上说，教育的实质是一个筛选机制(我也认同教育的本质本应当是激发人的能力)，或者说是一种信号投资。如果我们认识到这一点，就不得不承认无论怎样，总有人或者总有家庭会帮助孩子发出独特的信号——无论是以怎样的形式。而这种信号发送所要耗费的资源，本身也是一种筛选机制。
简而言之，如果削弱正规教育发信号的功能，那么总有其他发信号的方式存在，而那样的方式或许会造成更严重的不平等。
关键不在于削弱教育的筛选功能，而在阻止除个人才能以外的任何禀赋进入筛选机制。而这很难做到，中国的高考可能很接近——但为排除其他禀赋使学生重复训练、模式化思维、机械记忆却又败坏了学生学习的胃口，是否又得不偿失呢?
最后我们回顾一下皮凯蒂的一些重要结论。由于资本收益率r在长期中始终保持在4%~5%的水平，所以对任何国家而言，r>g的趋势不可避免;由于人口出生率的下降意味着一个孩子将会继承更多上一辈的财富，所以人口出生率的下降将会加速财富两极分化。低人口出生率、较低经济增长率是发达国家的普遍特征，所以皮凯蒂指出发达国家的财富分配问题已经迫在眉睫。我想有人会好奇，发达国家资本存量很大，难道不会造成资本收益率过低的情况吗?书中给出了对这一质疑回应：确实出现过，是在建国后近百余年的美国——因为地广人稀，形成了土地资本的相对过剩压低了资本收益率(地租)。但作者强调这是一个个案，现代资本不仅可以迅速流动，而且由于技术进步对劳动力的替代弹性始终大于1，故资本收益率不可能降到一个较低的水平。
看到这两条核心结论，我总是忍不住拿它们往本国的情况上套。我国的人口出生率确实处在世界范围内的一个较低水平上，但经济增速依然处于一个中高水平，高于预计的全球资本收益率，所以仅从这个角度来看，希望还是存在的，社会阶层流动通道还没有收紧，努力还是有用的。
资本论的读后感 篇3
1. 跟自己说好，悲伤时可以哭的很狼狈，眼泪流干后，要抬起头笑得很漂亮。
2. 要冒一险!整个生命就是一场冒险，走得最远的人常是愿意去做愿意去冒险的人。
3. 知识给人重量，成就给人光彩，大多数人只是看到了光彩，而不去称量重量。
4. 人之所以有一张嘴，而有两只耳朵，原因是听的要比说的多一倍。
5. 与其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
6. 若不给自己设限，则人生中就没有限制你发挥的藩篱。
7. 生命对某些人来说是美丽的，这些人的一生都为某个目标而奋斗。
8. 推销产品要针对顾客的心，不要针对顾客的头。
9. 没有人富有得可以不要别人的帮助，也没有人穷得不能在某方面给他人帮助。
10. 凡真心尝试助人者，没有不帮到自己的。
11. 积极者相信只有推动自己才能推动世界，只要推动自己就能推动世界。
12. 即使爬到最高的山上，一次也只能脚踏实地地迈一步。
13. 积极思考造成积极人生，消极思考造成消极人生。
14. 人之所以有一张嘴，而有两只耳朵，原因是听的要比说的多一倍。
15. 别想一下造出大海，必须先由小河川开始。
你的脸是为了呈现上帝赐给人类最贵重的礼物——微笑，一定要成为你工作最大的资
16. 出门走好路，出口说好话，出手做好事。
17. 旁观者的姓名永远爬不到比赛的计分板上。
18. 上帝助自助者。
19. 怠惰是贫穷的制造厂。
20. 莫找借口失败，只找理由成功。(不为失败找理由，要为成功找方法)
21. 忍耐力较诸脑力，尤胜一筹。
22. 环境不会改变，解决之道在于改变自己。
23. 两粒种子，一片森林。
24. 如果你希望成功，以恒心为良友，以经验为参谋，以小心为兄弟，以希望为哨兵。
25. 不是境况造就人，而是人造就境况。
26. 含泪播种的人一定能含笑收获。
27. 靠山山会倒，靠水水会流，靠自己永远不倒。
28. 欲望以提升热忱，毅力以磨平高山。
29. 一个能从别人的观念来看事情，能了解别人心灵活动的人，永远不必为自己的前途担心。
30. 当你感到悲哀痛苦时，最好是去学些什么东西。学习会使你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资本论的读后感 篇4
发端于的次贷危机席卷全球，对于金融体系及实体经济造成了巨大的破坏，时至今日多数国家仍还在危机的泥潭中苦苦挣扎。金融监管的失败可以说是诱发这场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
金融监管的失败体现在多个方面：首先，在监管理念上重微观审慎而轻宏观审慎，推行轻触式监管而非侵入式监管。危机前各国在监管实践中遵循的基本是机构监管，即只关注单家金融机构的风险，而缺乏一个更加宏观的视角，这就会造成“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问题，单家机构的稳健并不必然带来整个体系的稳健，这在次贷危机中的风险传染效应中体现的淋漓尽致;同时在金融创新浪潮的推动下，为了保持金融机构的竞争力甚至保证本国金融中心对海外机构的吸引力，各国纷纷推行轻触式监管，这就导致了监管竞次及监管套利。其次，监管体系的不合理设置导致监管真空、监管重叠。以美国为例，在此次危机中涉入程度最深的投资银行、对冲基金基本上处于监管真空的状态，美联储对其没有监管权，而证券交易委员会的监管基本上也是摆设，在商业银行方面，则存在着美联储、货币监理署、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州政府等众多监管机构，造成了监管的碎片化及监管重叠。再次，重指标上的合规监管而对金融机构的商业模式、战略、行为及文化关注不够。危机前金融机构普遍存在的一大弊病就是风险的过度承担，这又与管理层的短视及不健全的薪酬考核机制有关。严重期限错配下的高杠杆经营在商业模式上不具有可持续性，金融机构内部弥漫着“一切向金钱看齐”的短视化倾向，这导致了风险的不断积累，直至不可持续。最后，重规制(regulation)而轻监管(supervision)。有效监管的实现不仅需要指定完备的规则，更需要监管机构在实践中去执行这些规则。否则，就像在体育竞技比赛中，虽然有完整的规则，但却没有裁判执法，这必然带来规则的失效。
“亡羊补牢，尤时未晚”，危机后国际组织、众多主权国家均对金融监管体系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在规制方面(regulation)，国际上出台了《巴塞尔协议三》，对资本充足率、杠杆率及流动性作出了更加严格的要求，美国颁布了《多德弗兰克法案》;在机构方面，美国在宏观审慎监管方面赋予了美联储更大的职权，并且整合了原本分散的消费者保护职能，英国将FSA拆分成了PRA、FCA，并且将宏观审慎监管权利回收英格兰银行，形成了宏观审慎、微观审慎、行为监管三位一体的监管体系。但是纵观各国的改革措施，基本上集中于对监管规则和监管机构设置两个方面，并未过多涉及监管的执行问题。
反观中国，虽然并未过多卷入这场危机，但近些年来伴随着经济增速的下行及经济结构的调整，金融风险不断积累并暴露，当前“一行三会”式的分业监管体系已经不能适应新形势下防控风险的要求。不管是的钱荒还是的股灾，均暴露了我国现行监管体系的不足。金融行业混业化经营趋势愈加明显，交叉性金融产品充斥市场，风险传染路径日益复杂，这就要求监管机构构建起强有力的宏观审慎监管体系，重视对整个金融体系的风险分析，而目前的监管体系基本上还是建立在机构监管基础之上的，部门间缺乏信息的共享及政策上的协调，这必然导致监管真空及监管套利的出现，并从宏观上加剧整个金融体系的不稳定。关于中国金融监管体系改革的争论从未停息，但主政者能否鼓起勇气对现行体系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仍是未知数。
期待相关人士能从本书中汲取智慧，加快改革当前的监管体系，重塑我们的监管理念，更好地应对21世纪的挑战!
资本论的读后感 篇5
读《21世纪的管理挑战》，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无过于作者的“前瞻性和超前思维”。德鲁克观察世界的能力和成果给人“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感觉。正是在基于眺望未来这么广远的角度，给出了“管理的新范式”、“战略”、“变革的引导者”、“信息挑战”、“知识工作者的生产率”以及“自我管理”六个震撼人心而又富于启迪性的管理主题。
关于“管理的新范式”
从管理的最基本支撑基石进行审视，从管理科学发展的角度对社会发展和变迁进行了高度概括和叙述。
对传统的管理学假设进行审视，使得我们可以跳出当前的束缚，进行探索性的思考和研究。
由此我想起自己对“专家观点”的质疑，“专家”往往从自己专业领域出发，有很多既定假设前提并隐含这些前提是科学的是对的，实际上任何专家观点我想都绝对不能代表真理。
因此对于管理也是一样，对于知识、经验、模式的学习更多应当是作为知识积累，而只有在组织之中才能得到验证的管理科学，特别对于实践而言只有永远的创新，而不能有理所当然的范式和标准。
随着人类社会的文明进步，必然会对各种管理领域提出新的挑战，大到国际关系、国家政策、政府改革，小到普通社会法人、中小企业、个人企业。我们惟有保持朝前看，面向未来、面向共同的方向来进行管理科学研究和实践，才不至于迷失在管理丛林之中。
关于“战略――新的必然趋势”
德鲁强调了未来的五个必然趋势:
1.发达国家越来越低的人口出生率;
2.可支配收入分配上的变化;
3.定义绩效;
4.全球竞争;
5.经济全球化和政治分裂越来越不协调。
本章给了我们一个全球的视野。作为一个管理者，只有在全球化的大坐标上，才会有相对坚定和正确的认识和选择。
如果有一天人类突破了地球引力的控制，管理范围扩大到了太空，同样要以整个太空的变化作为战略思考和决策的大坐标，惟有如此，管理者才能透过眼前琐碎细微的局部限制，与小组织环境、大组织环境一起向正确的方向走得更直、走得更远。
也许本章可以看作下一章“变革的引导者”的前导，因为变革或者创新都是建立在对事物的动态观测和认识上。在战略的层面对未来的管理对象、管理环境有前瞻，才能适时战略决策。德鲁克已经为我们提炼了未来对管理影响显著的5个方面的战略要素，也许每个管理者在实践中可以受益更多的是以这种前瞻性的眼光继续探询自己所处的具体环境中其他方面的战略要素。
关于“变革的引导者”
“我们无法左右变革。我们只能走在变革的前面。”
“组织要成为变革的引导者，变革的引导者视变革为机会。他们主动寻找变革，如何发现恰当的变革良机，了解如何在组织内部和外部发挥变革的作用。因此，我们需要:
1.创造未来的原则。
2.系统化地寻求和预见变革的方法。
3.在组织内部和外部推行变革的恰当方式。
4.在变革与连续性之间达成平衡的原则。”
本章，也许只能引用作者的精辟语言来叙述，因为河流在流动，世界在变化，我们必须“放弃昨天”，“由现在创造未来”。变革的必要性毋庸置疑，本章应该重点体味的应该是作者给我们提供的原则性变革方法:有组织地改进、挖掘成功经验、创造变革、试点、连续性以及创造未来。
关于“信息挑战”
由于我从事IT业，因此对本章体会尤其特别切肤。我完全理解德鲁克他强调“‘信息技术’从技术向‘信息’转变”的必要性和必然趋势。在这本书完成的7年之后的今天，软件业的变化再用事实证明着德鲁克的预言。对于IT业德鲁克给出了很多诤言，告诫IT技术人员不要忘记技术的目的以及“信息的内涵及其目的是什么?”而同时收获得是“企业需要的信息”、“创造财富的信息”以及“管理人员开展工作所需的信息”等方面德鲁克给出的建议。
关于“知识工作者的生产率”
李国杰院士说“IT业不是高科技行业，而是高管理行业”。很幸运听到李院士这句精辟的观点。与IT业类似，现在各行业中，随着知识工作者成为基础员工，最小管理单位为人，工作者生产率在评估方面存在的柔性和困难，造成知识工作者生产率低下的情况极其普遍。
德鲁克给出提高知识工作者的生产率的方法在于“系统化的知识工作”，为大到国家教育政策小到公司提高知识工作者的生产率指明了变革的方向。
“视知识工作者为固定资产”的观点集中体现了组织与知识劳动者的共同利益。在实践中，我的.认识曾经只达到“合作伙伴”的程度。“固定资产”为未来的人力资源管理确立了基石。
关于“自我管理”
基于知识工作者这个最小管理单位，本章为个人管理提供了很多指南。就我个人体会来说，印象最深刻的有以下一些方面:
认识自己和周围的世界:从外部世界(组织)的角度审视自我，从而明确自己的优势、定位、未来。这一点也许对我们中国人尤其需要用心内省，因为儒家和共产主义由内而外极度自恋的思维模式给我们的思想束缚实在太多太沉，更多通过具体环境、具体案例、具体情境就事论事的讨论并以共识、共享、共赢为方案目标，也许能对我们的思维劣根性的改良提供帮助。德鲁克的建议也许是改良国民劣根性的一把钥匙。
价值观:价值观给出了为什么存在社会差异的答案。也许算是我们对未来进行求索的指南针了。价值观C人与社会和谐的指南针。
职业规划和终身学习:个人的工作寿命超过组织的寿命，因此，自我管理必须考虑“下半生”以及“并行不悖的事业”。就给我个人的启示来讲，我今年33岁，争取到40岁的时候能够实现具备终生以知识为技能的职业能力，到80岁也对世界充满好奇和学习的动力。
资本论的读后感 篇6
生产的实现必须有两个必要因素既：劳动力资源运营体系与生产资料运营体系。现从横向和纵向两方面分析一下维持劳动力资源运行的必要条件。横向分析满足劳动力资源平稳运行的条件为，经济体系必须为劳动者提供：吃、穿、住、用、行、教育、娱乐和安全保障所需的必要物质条件。纵向分析为，经济体系必须同时为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或者第五代劳动者提供上述物质条件。(因为以人的寿命分析，一般一个家庭最多只能同时历经五代)。
维持生产资料运营的体系，横向分析为：技术、能源、矿产和设备，纵向分析为持续的技术革命与设备更新。
市场化经济体系下，资本追逐利润在劳动力资源运营体系上的表现为，不断在横向和纵向两方面压缩劳动者吃、穿、住、用、行、教育、娱乐和安全保障的空间，同时对满足上诉要求的物质供应体系实现分层，直到挑战整个经济运营体系容忍度的底线，这个过程绝大部分体现出来的是资本的负能量。
市场化经济体系下，资本追逐利润在生产资料层面上的表现为，通过技术革命不断提高设备对能源、矿产的利用效率，并为生产出满足劳动力资源运营体系所需的最终产品。这一过程资本所表现的大部分是正能量。
生产过程生产出的最终产品都是为了满足不同阶层劳动者所需的吃、穿、住、用、行、教育、娱乐和安全所需的物质产品，并在市场上完成交易，并由此形成了一个满足不同阶层劳动者所需的成体系，分层次的产品结构。
这个产品结构能够反映整个经济体系的运营结构，但由于生产过程中财富、社会资源分配结构的不合理，最终会导致经济体系出现一个不合理的结构比例关系。这一过程中，资本通过对土地的控制导致劳动力资源运营体系的结构失衡，通过对能源、矿产的控制导致生产资料运营体系出现失衡，并最终导致整个结构出现畸形，因为这些不可再生资源是不能够通过技术创新生产出来的，因此它不适用于市场的供需与价格曲线体系，但是西方的权贵阶层特别是金融权贵阶层却硬将这三个因素纳入到其金融体系中，并通过金融体系控制经济运营体系各个方面，最终导致整个经济结构与产品结构出现畸形。
从另外一个层面分析，或许这是由于资本获得利润通过挤压劳动力资源运营体系来的更加高效，而通过技术革命与设备更新提高对能源、矿产的利用效率却来的更加艰难与缓慢。也正是这一点，资本的负能量总是比资本的正能量来的凶猛与不可控制，并最终导致整个体系变形与崩溃。
而这种崩溃的最初起源或许就在我们一系列的生产过程中，源自于我们的土地市场，源自于我们的金融体系，源自于我们企业运营的规则与法律，源自于我们经济运营体系中一系列社会资源、自然资源和财富资源的不合理分配基础之上。www.YjS21.COm
或许我们解决大的经济问题，结构性的经济问题，最核心与最根本的内核就在我们平时漫不经心的，或者已经完全习惯了的思维方式之中。存在并不一定意味着合理，同样习惯的规则也并不一定意味着合理。
资本论的读后感 篇7
一开始想谈谈如何与《21世纪资本论》的实体书结缘的。其实我本人是不爱买实体书的，因为当今大多数书籍都可以在网上找到pdf文件，虽然阅读起来不一定比纸质书舒适，但到底是可以节约下一大笔费用的。在我20岁生日之际，一位友人定要以货币形式表示他的祝福，被我果断拒绝了。因为在我看来，这顿“免费的晚餐”无非是一笔社会资本投资，有来必有往，既然厌恶风险不如分文不取。尽管道理往往是心照不宣的，但不给人台阶下也不是做人之道，于是我建议他赠我一本书，书籍自选。怎奈我平日里对自己读书范围只字不提，他只明了我是学理论经济学的学生，于是在畅销书中选中了这一本书。
书上有一行来自保罗.克鲁格曼的书评，他称这本书为近十年来最重要的经济学著作，并提到这本书破除了许多保守派关于自由竞争的信条，还声称“我们正在倒退回‘承袭制资本主义’的年代”。我曾涉猎过一些所谓“承袭制资本主义”时代的文学作品，这类著作的集中阅读会让人对道德失去信心——因为在那个年代财产(遗产)是高于一切的。所以“倒退回‘承袭制资本主义’”这段话，激起了我对这本书的兴趣——因为要把现代和“承袭制资本主义”时代联系起来的确有难度。
在正式进入这本书之前，有必要先简单介绍一下作者，托马斯.皮凯蒂。作者的头衔有法国经济学家、巴黎经济学院创始人之一、巴黎经济学院教授、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研究主任。本科数学经济学双学位，22岁获博士学位并在麻省理工经济学院任副教授两年。主要研究财富与收入不平等。
本书除了导言和序言部分，共分为四个部分——收入和资本、资本/收入比的动态变化、不平等的结构以及21世纪的资本监管。
第一部分主要是阐明一些基本概念。首先，作者在本书中对国民收入和国民财富(资本)账户进行了国内外、劳动与资本两种划分：国民收入=国内产值+国外净收入=资本收入+劳动收入;国民财富=国民资本=私人财富(资本)+公共财富(资本)=国内资本+净国外资本。并将资本定义为一国某时间点居民与政府所拥有的全部物品的市场价值之和，但不包含“人力资本”。
接着，作者给出了资本/收入比这一指标以衡量各国资本的相对充盈程度，记作β。在有了以上的铺垫之后，所谓的“资本主义第一基本定律”就建立起来了：α=r-β。α是国民收入中资本收入的比重，r则是指资本收益率。
然后，作者抛出了一个新颖的观点：历史记录表明，推动穷国和富国经济发展水平趋同的主要因素并非是全球资本自由流动，而是来自知识的传播与扩散——这就动摇了读者对全球化理念中的资本自由流动对收入差距缩小的贡献，也为后文论证资本自由流动是扩大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做了铺垫。
在第一部分的最后一章，作者给出了公元0年到的全球实际产出增长水平，并预计发达国家平均实际产出增长率将在21世纪后半叶降到1.2%。这一章与前文所述看似逻辑关联不强，但都是在为后文的论证做准备。
第二部分一开始对英、法、德、美等发达国家自18世纪(不同国家因为财产登记制度时间起点不同)至的资本收入比情况做了个案分析。这几国虽然资本收入比和资本结构的变化趋势因制度、历史因素存在差别，但也存在显著共同点。例如一战开始到20各国资本/收入比的时间序列几乎都为两边高中间低的U型态势(美国是自大萧条开始到年呈现U型态势)——意味着各国资本/收入比在2010年已接近一战前的历史最高水平，且公共资本占收入比重都相当低，几乎处于0%的水平(公共资产=公共债务)。
资本主义第一基本定律只能解释静态的资本收入占比，却无法解释资本收入比在长期中的变化，于是作者给出了“资本主义第二基本定律”：β=s/g，其中s为储蓄率(扣除折旧后的净储蓄，并包含企业净储蓄)，g为经济增长率。但作者强调，这个公式只能揭示长期中的资本/收入比均衡，通过对发达国家长期中的平均储蓄率和平均增长率的考察，这个公式得出了与现实基本相符的结果。那么未来资本/收入比的变化趋势是什么?作者认为，由于资本劳动替代弹性大于1，且由于资本相对劳动议价能力一直在持续上升，β将持续上升。有趣的是，资本主义第二基本定律还可以解释马克思的“资本家自掘坟墓”的经济观点：当一国储蓄率s为正数，且由于缺乏结构性增长使g逼近于0时，β将会无限扩大并使得资本收益率r下降，最终就会出现所谓“资本主义的末日”。在过去，马克思的这个观点仿佛并没有解释力，但如今低增长率正逐渐成为发达国家的普遍特征，资本的无限累积可能会卷土重来。但令人感到震惊的是，由于r在长期中一直保持高度稳定，所以现实的资本无限累积很可能是无限制的。
第三部分主要介绍全球收入的分配情况。这似乎是老调重弹，但作者创新的地方在于细致地考察了资本、劳动收入各自的内部分配情况，以及富人群体内部的收入分配情况。尽管受过经济学教育的人都对发达国家收入结构有基本的认识：即最富的10%通常占有一国半数以上的财富，但很少有人意识到，在这10%的人之中，财富分配不公的程度更是远远大于用10%—90%划分方法所得到的不平等程度——越是缩小最富有的人群范围，财富分配不公程度越是加速扩大(长期中前1%的财富始终占到前10%的财富总量中的一半)。更超出我们一般认识范围的是，与一战前的“食利者社会”不同，10%的最富人群中，劳动收入是其收入的主要来源(在美国，只有在0.1%的最富人群中，资本收入才占主导地位)。观察历史数据可以得到，一战后发达国家富人资本收入的断崖式下滑，是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但劳动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其实一直都相当稳定。而正是这种贫富差距中期内缩小，为库兹涅茨提供了有误导性的数据，才有了财富分配的“库兹涅茨曲线”——近几十年来的收入差距扩大实际上已经推翻了这一理论。值得一提的是，近三十多年来收入差距迅速扩大的主要原因是高工资收入的迅速提高——这是教育和技术赛跑理论以及边际生产率定价理论所无法解释的。作者给出的解释是，由于高管的边际生产率很难确定，再加上盎格鲁撒克逊的公司模式中，高管工资由高管自己和薪酬委员会共同确定，所以自1970年公司逐渐接受高薪酬方案后，高管的薪酬得到迅速提高。
描述了静态的收入不平等后，皮凯蒂想要论证的最终结论终于露出了冰山一角：动态中财富分化将会愈演愈烈。因为历史数据证实了，在长期中r始终大于g，即资本收益率始终大于人均收入增长率。那么在逻辑上如何解释这一点呢?皮凯蒂的解释是：“如果rg)。”当然，这种解释有些极端，而且皮凯蒂本人也强调，r>g是“依赖多重机制的历史事实”，不应去寻找单一因素做解释。
可能是嫌这个抽象的解释不足以支撑起论点，作者又对遗产继承情况进行了分析，并给出了一个等式：by=μ×m×β。β与前文意义一致，是指资本收入比，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可继承的私人财富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公共财富不可继承)，m则是死亡率，μ为逝者离世时拥有平均财富与在世者平均财富的比率，by则是年度遗产和馈赠额占国民收入的比重。观察我们可以得到，β是在逐年上升的，但可喜的是m是在逐渐下降的。那么这样就抵消了继承财富占国民收入比重的上升吗?并不。m的下降意味着人均寿命的增长，也就意味着μ的上升，即by很有可能是上升的——这一点得到了实证检验。
要实现全球累进所得税，必须先实现全球收入信息的收集。作者的建议是各国政府协作，迫使全球的银行公开关键信心。可这正如他自己所说，是一个“乌托邦”。
关于收集收入信息我有一些自己的想法，对不对先不管，至少比作者的手段更温和，也更具有可行性——利用比特币。我们都知道，比特币除了是一种电子货币，由于区块链技术的应用，它本身还是一个“行走的账本”。因为离开了准确的交易信息记录，比特币本身的币值也就不保了，所以当比特币或者说类似比特币的货币真正成为一种重要的支付手段后，除了能够提高商业效率，如果能够以强制力获取(不是篡改)这种货币背后的交易信息，那么通过分析处理，收入信息的收集就可以完成了。不过由于这种货币容易被金融界盯上，所以其币值的大幅波动似乎是在所难免的，那么在短期内它也很难真正进入商业流通领域。但从长期来看，我认为这种记账与流通职能相结合的货币一定会在某一个节点被迅速推广，但不一定就是现在的比特币。既然它最终能够流行开来，利用它收集交易信息从而估计收入情况也不是不现实的——我认为这至少比作者的“乌托邦”更现实。
我想再谈一谈皮凯蒂对于经济学这门学科的认识。皮凯蒂在导言中说道：“坦率地说，目前的经济学科不惜牺牲历史研究，牺牲与其他社会科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而盲目地追求数学模型，追求纯理论的、高度理想化的推测。这种幼稚的做法应该被摒弃了。经济学家们往往沉浸于琐碎的、只有自己感兴趣的数学问题中。这种对数学的痴迷是获取科学性表象的一个捷径，因为这样不需要回答我们所生活的世界中那些更复杂的问题。在法国做一个理论经济学家有个很大的优势：在这里，经济学家并没有收到学术界以及政界、金融界精英的高度重视，因此他们必须撇开对其他学科的轻视以及对于科学和理性的荒谬要求，尽管事实是他们对任何事情都一无所知。无论如何，这正是这一门学科和所有社会科学的魅力所在：从零开始更有希望获得重大进步。”皮凯蒂又说，他在美国工作期间“我发现美国经济学家的工作并不是那么有说服力。诚然，他们都非常聪明我在那个时期也结交了许多好友。但有些事情很奇怪：我清楚地认识到，我对世界经济问题一无所知。我的论文都是由一些相对抽象的数学定理组成，但同行们都喜欢我的工作。我迅速认识到，自库兹尼茨之后，再也没有同行花精力去收集不平等的动态变化的历史数据，反而实在不知道要解决什么问题的情况下，大量生产纯理论的成果，并期望我也这么做。”
当然，皮凯蒂是站在这个高度上做出这么一种评价，做为经济学的初学者，我并没有资格借着皮凯蒂的话来发挥什么，我想要说明的是，我跟皮凯蒂一样，坚决认为社会科学是不能彻彻底底分家的。记得有一次对印度经济发展状况好奇，我就去查了一些论文来看，它们的共同点是模型很漂亮、理论没问题、关键经济数据都有，但问题在于，好像这套分析放在任何十亿级的人口大国都没问题。后来我想了想，这大概是因为理论是具有普适性的，但各国具体情况分明存在许多不同，如果不考虑各国各异的社会结构、文化要素，那么从理论出发进行真正接地气、到位的分析就是异想天开。
作者皮凯蒂是非常坦诚的，因为他承认自己当年“对世界经济问题一无所知”。再结合他的教育经历和书里的一些内容，我推测作者的社科综合素养其实并不高——他在对法国大革命前后的法国人口情况、各国黑奴制度进行分析时犯了一些历史常识性的错误，当然这些并不影响他最后结论的得出，但确实暴露了这位哪怕是早就开始关注自己社科综合素养的顶级经济学者，也存在着许多知识盲区。
可能是因为我个人对经济学有偏爱，我将经济学视为“屠龙刀”。屠龙刀一旦挥舞起来，确实可以横扫千军。但是光是要把这把屠龙刀拿起来，就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我和咱们财大的一位数学老师做过一些交流，他也欣赏经济学，并且他认为经济学一定需要悟性，如果没有这层悟性，那么学四年经济学还不如学四年技术。按我的话来说，这个所谓的“悟性”，就是提起屠龙刀的那股劲道。但这位老师认为这股劲道是外生的，靠天生的悟性，但我可不这么认为，我认为这股劲道就是内生的。源源不断地向我们的肌肉输送能量的综合视野，加上自身不断训练和强化的“思维肌肉”，就是决定我们能否提得动这把刀的劲道。我想在这里引用一段哈耶克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演讲内容：“如果你是一个除自己专业外一无所知的优秀的化学家或者生物学家，你还可能是一个社会里有用的人，但是如果你是一个除了经济学或者政治学科外一无所知的人，你将百无一用。除非你受过相当好的教育，而且，特别地，拥有一些社会科学知识和一些历史哲学知识，否则你不能成功地使用你的技术知识。……除非你真正了解你的经济学或者其他别的什么特殊领域，否则你就仅仅只是一个骗子。但是，如果一个经济学家只知道经济学而其他什么都不知道，他就会是人类社会的一个祸害。”
想讲一个有趣的例子。去年10月的时候我在自习室自习的时候，人还不算太多，让我一度以为南湖校区自习室是供给过剩的。但到了11月特别是12月要考研的时候，人就越来越多了。刚开始大家还是尽量早点到自习室去占座位，但是突然不知谁带了个头，头天晚上就把书放好了，第二天用不着早起也有座位。然后大家开始纷纷效仿，第二天大家都用不着早起就有座位了。看到这个现象我开始思考，大家都得了便宜了，那谁吃亏呢?吃亏的当然是那些没有提前占座位，却又每天早起的学生了。这些学生刚开始每天早起能够占到座位，但是当大家开始提前占座之后，他们起得再早也没用了——我也是这些学生之一。
我的心理状态变化过程是：刚开始是能接受占座行为，后来有一些排斥，到最后每天找不着地方自习了心里就开始有愤怒了。不过很快考研就结束了，考生一离场，座位又空出来了，所以这个愤怒也没在心里沉淀多久。讲这个故事什么意思呢?如果把一开始的自习室座位视为公有制下的产出，再把占座行为视为私有化进程，把我这类学生理解为没有获得私有化好处的普通人，那么理解皮凯蒂所描绘的世界就轻松多了。当一个教室里座位有限(财富增量少)，而继承财富(头天占的座位)的重要性越来越大时，占人口大多数的“穷人”(像我一样没有地方自习的人)的心态就会发生变化，从容忍到排斥再到仇恨，如果没有考研结束考生离开自习室这么一出，那长期看来最有可能的就是学生组织起来否认占座的合理性。
尽管这个例子不那么恰当，但它多少反映了财富分配或者说公平问题远不只是一个经济学问题，它还是社会学问题、政治学问题甚至是哲学问题和心理学问题。这也更加印证了建立综合学科知识体系的重要性。
我们再回到书中提到的不平等问题上来。作者提出的方案除了著名的“全球资本税”，还有一点是“老生常谈”的教育机会的平等。我不太同意教育机会的平等真能使收入差距缩小，或者说作用可以如作者所说的那样明显。这也许是一种“歪理邪说”，但我有我的逻辑。在某种意义上说，教育的实质是一个筛选机制(我也认同教育的本质本应当是激发人的能力)，或者说是一种信号投资。如果我们认识到这一点，就不得不承认无论怎样，总有人或者总有家庭会帮助孩子发出独特的信号——无论是以怎样的形式。而这种信号发送所要耗费的资源，本身也是一种筛选机制。
简而言之，如果削弱正规教育发信号的功能，那么总有其他发信号的方式存在，而那样的方式或许会造成更严重的不平等。
关键不在于削弱教育的筛选功能，而在阻止除个人才能以外的任何禀赋进入筛选机制。而这很难做到，中国的高考可能很接近——但为排除其他禀赋使学生重复训练、模式化思维、机械记忆却又败坏了学生学习的胃口，是否又得不偿失呢?
最后我们回顾一下皮凯蒂的一些重要结论。由于资本收益率r在长期中始终保持在4%~5%的水平，所以对任何国家而言，r>g的趋势不可避免;由于人口出生率的下降意味着一个孩子将会继承更多上一辈的财富，所以人口出生率的下降将会加速财富两极分化。低人口出生率、较低经济增长率是发达国家的普遍特征，所以皮凯蒂指出发达国家的财富分配问题已经迫在眉睫。我想有人会好奇，发达国家资本存量很大，难道不会造成资本收益率过低的情况吗?书中给出了对这一质疑回应：确实出现过，是在建国后近百余年的美国——因为地广人稀，形成了土地资本的相对过剩压低了资本收益率(地租)。但作者强调这是一个个案，现代资本不仅可以迅速流动，而且由于技术进步对劳动力的替代弹性始终大于1，故资本收益率不可能降到一个较低的水平。
看到这两条核心结论，我总是忍不住拿它们往本国的情况上套。我国的人口出生率确实处在世界范围内的一个较低水平上，但经济增速依然处于一个中高水平，高于预计的全球资本收益率，所以仅从这个角度来看，希望还是存在的，社会阶层流动通道还没有收紧，努力还是有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