幼儿园感恩父母活动的总结。
我们要做孩子的朋友，帮助孩子在学习中成长！教师与家长之间要互相理解、互相帮助，孩子的成长离不开我们的陪伴，有时候陪伴才是最有意义的教育！那么，教师除了教学，还有哪些责任与义务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80后一代很多是父母的灵魂”仅供参考，希望能为您提供参考！
“80后”一代很多是孩子的肉身，父母的灵魂。每个人都应该有独立的人格，父母没有权利强行填充。
我有一个200分原理，父母对孩子的爱100分是刚刚好，如果父母的爱不足100分那就是爱不足，如果超过100分则变成了爱过剩，而“50后”的家长大多是爱过剩的，他们的爱是180分，那么反过来孩子对他们的爱就只剩下20分了。
网络上这些孩子对父母的声讨，在很多人看来是一种大逆不道的行为，父母含辛茹苦把他们养大，最后却换来骂声。我觉得不能简单地把它看成一个反叛宣言，或者是非理智的表达。在我看来，这样的反抗却是有利的，也是必要的，是一种自觉的革命，事实上，能这样起来反抗的孩子并不多，这表明了他们希望独立，不做父母附庸的态度，我们应当喝彩。而恰恰大多数的孩子在父母的全面控制之下，却没有想过要独立起来，这才是最大的悲哀。
我觉得这是一个需要父母和年轻人共同去反思的问题。这是一个历史性的问题，父母朴素的爱子之心并没有错，孩子不能因此与父母走得太远了。作为父母当然应该给予孩子更多的独立和话语能力，鼓励孩子去追求改变。
当然，社会也不必过度担忧这种现象，我觉得社会的自动纠偏机制肯定会改变这种状况。比如90后在和父母的沟通、协商方面就要比80后好得多。60后的父母也从50后父母的教育过程发现了问题，并做出改变，相信70后父母在孩子的强制性上会更加弱化了。（袁岳北京零点研究咨询集团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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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一代”父母做好孩子表率
“儿子媳妇一带小孙子回来，三个人就成天坐在电脑前打游戏，晚上觉也不睡，这么样搞哦？”上周，家住武昌粮道街戈甲营社区的董女士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起儿子一家就觉得头疼。
董女士独生子小峰（化名）是80后，从小喜欢玩电脑游戏。4年前，小峰在长沙结婚，如今孩子3岁多。清明小长假，小两口带着孩子回武汉，只要一吃完饭，小两口就坐到电脑桌前玩游戏，还带着小孙子一起玩，每天都玩到凌晨两三点。“看他们这样，我就气不打一处来。”董女士说，她经常因此批评儿子，但小两口却认为现在年轻人都这样，没什么大不了的。
无独有偶，在东一路一省直机关工作的张先生说，他有个亲戚玲玲（化名）最爱吃零食，现在成家有了小孩，把这个习惯也“传染”给了孩子，“只要一从幼儿园回家，小伢就跟着她坐在沙发上，一边看电视，一边吃薯片。”
张先生说，玲玲父亲每看到这一幕，都会跟外孙女讲，不要吃零食，对身体不好，但小孩子却振振有词，说妈妈都爱吃。对此，玲玲也有些无奈。她说，她从小酷爱吃零食，所以孩子一哭闹，就给她喂点零食。时间一长，孩子比她还爱吃零食。她也知道这个习惯不太好，但自己克制不了，更别说管孩子了。
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严正说，“独一代”父母将自身坏毛病传染给孩子，这一现象已相当普遍。他说，独生子女不爱做家务，说话做事都比较任性，“但在成为父母后，你就要意识到，你的一言一行都会影响到下一代的健康成长。”
“独一代”父母的育儿观念需转变
当前，生于上世纪70年代末的第一代独生子女陆续进入婚育期，受到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他们的子女多数也是独生子女，从而产生“第二代独生子女”。独生子女身份赋予“独一代”的特点多年来饱受社会的指责和质疑，现在，这种质疑又扩展到他们能否养育好“独二代”。
《第二代独生子女饮食状况研究报告》通过了解“独二代”的饮食行为及其父母“独一代”的饮食行为、饮食观念，来分析父母对孩子的影响，透视出了“独一代”在子女养育上的现状。
“洋快餐”与“身教”差
“第二代独生子女饮食状况研究”由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联合默克保健食品贸易（上海）有限公司在北京、上海、广州和沈阳4个城市的22所幼儿园进行分层整群抽样，共有3093个家庭接受了调查。
调查显示，两成“独二代”常吃洋快餐，而且父母均为独生子女的“双独家庭”幼儿经常吃洋快餐的比例高于父母一方为独生子女的家庭。可以看出，成长于洋快餐在中国迅速发展时期的“独一代”，很多人习惯了洋快餐带来的生活方式改变，但并未意识到其可能给幼儿带来的后果。
调查还发现，“独一代”在自身的饮食行为上存在很多不足之处，三餐规律的比例、吃早餐的比例都不如孩子的理想，不健康的饮食偏好如口味偏咸、偏爱甜食、喜欢油炸食品、方便食品等不健康饮食偏好仍然在他们当中广泛存在，并对孩子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调查显示，四成“独二代”经常吃零食以及膨化食品、碳酸饮料、油炸食品等“垃圾食品”，另外，肥胖幼儿吃“垃圾食品”要多于其他幼儿。
调查认为，这些显示出“独一代”父母在对孩子进行饮食教养过程中“身教”差的特点，他们面临着如何以自身的行动为榜样，为孩子的良好习惯带好头的挑战。
隔代抚养与“肥胖幼儿”
调查还显示，在父母均为独生子女的“双独家庭”中，幼儿的饮食由祖父母或外祖父母决定和照顾的比例要明显高于非双独家庭，“双独家庭”存在着严重的隔代抚养问题。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在“双独家庭”中年轻父母或许缺乏照顾孩子的经验。
调查同时发现，越是由祖父母或外祖父母照顾的孩子，肥胖率越高，其数据均高于消瘦组和正常组的孩子。究其原因，可能是祖父母心疼孩子，给小孩提供的食物过多。这与其他国家的研究结果是相吻合的。与此同时，喂食孩子的现象也非常严重，半数幼儿有喂食现象，且隔代抚养会更多地采取说教、引诱、强迫、威胁等办法让孩子吃饭。
耐人寻味的是，超过半数的“独一代”父母对孩子体重的评价存在着严重的偏差，肥胖幼儿在他们的评价中更多地被认为是“体质好”。调查认为，过于肥胖不仅危害孩子的生理健康，而且会对学习能力产生不良影响，甚至会带来心理问题。作为父母的“独一代”，一方面要改变自身饮食知识不够系统、全面，营养意识淡薄，不将营养学知识用来安排膳食的情况，另一方面，还要重视起隔代抚养中出现的问题，帮助祖辈对错误的饮食观念进行转变。
文化程度与“吃什么”
调查显示，“独一代”父母的文化程度决定着“独二代”孩子吃什么。
以零食为例，父母文化程度不同的幼儿常吃的零食有所差异。父母为初中学历的幼儿，吃香肠等加工肉类食品，方便、膨化食品、碳酸饮料、油炸食品的比例要远高于父母文化程度较高的幼儿。可见，“独一代”父母的文化程度决定着他们的孩子更多地吃健康食品还是吃“垃圾食品”。
一些食品广告大大地影响了“独一代”父母和他们的孩子对食物的选择。对于部分广告鼓励不健康的饮食行为，文化程度较低的父母可能会不辨良莠。调查建议政府相关部门要加大对食品广告，尤其是“垃圾食品”广告的监管，同时建议父母减少孩子看这类广告的时间。
调查还显示，在对父辈的育儿经验方面，无论文化程度高低，大多数“独一代”认为父辈的育儿观念不合时宜，而且受教育程度越高的“独一代”，越不认同父辈的育儿经验。
这种对长辈经验的不认同，使“独一代”在了解营养学知识的时候，更多地求助于有经验的同龄人，或是通过互联网和相关书籍来了解。调查认为，当前大众传媒所传播的信息良莠不齐，各种营养书籍说法不一，甚至会相互矛盾。针对“独一代”父母的这些特点，调查建议要规范当前的大众媒体，提高大众媒体传播知识的科学性。
总之，这次调查发现，“独一代”作为父母在养育子女方面上存在诸多不合理之处，改变饮食观念已势在必行。
80后双独生父母育儿前线
80后独生子女当爹当妈已很普遍，却顶着“80后”、“双独生子女”等特定标记特立独行，同时又背负着诸多困惑和疑问。
该由谁来解答这些疑问与困惑？单纯的解说显得枯燥乏味，不如让我们来看看以下四位80后双独生子女父母的所想所做。也许，你会在这里找到些答案——
自己带孩子，累并快乐着
香香妈妈(在一家私企做会计，对香香妈妈的采访是在网上进行的，她热情开朗，说虽然夫妻工作都比较忙碌，但是还是尽可能地抽出时间来照顾家里的小宝贝。)
香香妈妈和爸爸在珠海组建了家庭，有了小孩以后，由于父母都在外地，不习惯广东的气候，来帮助他们带了一段时间小孩后就回老家去了。这就让初为人父母的香香爸妈忙得不可开交，虽然老人们给他们传授了一些经验，但是现有的经验总在实际中十分“匮乏”，所以大学本科毕业的香香爸妈一有问题就向互联网求助，利用搜索引擎搜索相关知识或到亲子论坛里寻求其他年轻妈妈的帮助。论坛里什么都有：从宝宝吃喝拉撒睡，到婴幼儿早期家庭教育，再到入学前后宝宝的教育，话题五花八门，几乎囊括了孩子每一个成长阶段所有常见的问题和解决的方案。
香香妈告诉记者，香香爸爸以前在大学是学计算机的，对于网络十分熟悉，经常上各大育儿网站的论坛，早就和很多楼主打成一片了，有时候网上通知搞聚会，夫妻二人带孩子去参加，既学到很多育儿知识，还认识到各行各业的朋友。累并快乐着便是香香爸妈最大的感受。
香香妈妈诠释完美亲子关系——“我们带女儿是在边学边尝试的情况下完成的，女儿的到来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惊喜和改变，以后我们可以就一些问题进行平等的交流和探讨，我们既是她成长的指导者，也是她生活中的朋友和助手。”
父母照顾吃喝，我们开发IQ和EQ
谭志鹏(80后的白领，说自己家族从未有双胞胎的历史，但是自己却幸运地有一对龙凤胎。)
谭志鹏和妻子属于事业有成的人，所以白天很少有时间照顾宝宝。在打理宝宝的吃喝拉撒上，他很直接地说：“我们都是白痴。”还不忘表扬：“四位老人家照顾得很好。”三家住得都不远，两个孩子，两边老人一家一个，还不时创造让两个宝宝交流玩耍的机会。大男人的他在闲暇时间确实很愿意抱着宝宝们唱歌。他觉得宝宝们在生活上已经有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照顾了，爸爸妈妈应该更注重宝宝的智力开发：“别看宝宝们那么小，几个月大主观意识就很强。我对他们说你们不乖，要打你了，他们就会生气地转过头去，不理我。”在周末的时候会带孩子去亲子乐园，参加早教培训，提前开发智商。不过有件事他从女宝宝诞生第一天开始就紧张了：“怕那女儿以后被坏男人骗，得从现在起就开发情商！”
谭志鹏诠释完美的亲子关系——“我很珍惜自己拥有这么一对子女，我会很爱他们，但也不能太宠他们，应该辅助他们分辨是非，他们以后也不能太依赖我们，要坚强独立……”
专家说——
父辈占主导
昔日独生子女今日为人父母，“双独生父母”在教育子女的时候可能会结合自己的成长经历，比较注重独立性的培养，但一定要注意，不要把儿时父母对其的教育影响带到现在家庭中来，“不养儿，不知父母恩”，独生子女角色发生变化，责任心也会随之增加。
“双独生父母”教育下一代的方式肯定和祖辈是不一样的，他们会更注重对子女价值观、态度和社会规范的传递与教导，相对来说，会比祖辈要科学。如果祖辈和父辈对孩子的教育出现矛盾时，父辈的教育应该占主导意见。毕竟年轻的独生父母更了解眼下社会需要什么样的人才，懂得按照时代要求培养孩子。
而对于早教，家长们要考虑孩子的接受能力，开发智力要适度。如果过分看重孩子的早期教育，总是和别家的孩子进行比较，家长容易产生焦虑情绪，也不利于孩子的健康成长。
从“成人中心”转为“儿童中心”
吴女士(苦恼于新隔代教育)
上个月，吴女士全家人去三亚旅游，飞机上由母亲抱着小外孙。邻座的阿姨一个劲地夸宝宝长得漂亮，这时孩子已经睡着了，母亲却把孩子叫醒了，让他给那位阿姨表演“笑一笑”、“挠一挠”。孩子没睡足就被叫醒，还要给大人们“表演”，委屈得直哭。吴女士心里很不舒服，又不好当面说什么。吴女士说她自己小时候也是这样，母亲不管她愿不愿意，常常要她在陌生人面前唱歌、跳舞、背儿歌，不唱不跳肯定被狠狠骂一顿。“哎，小孩子也是人啊，也有自己的感受啊，为什么我们的父母总是拿孩子当玩具呢？”
“双独生父母”与其父辈相比，更倾向于以宽松的方式对待孩子，他们重视孩子的感受，同时经常检查自己教养的态度，对待孩子已经从“成人中心”转为“儿童中心”。现在的“双独生父母”不仅注重抚养，还注重价值观、态度和社会规范的传递与教导。很多“双独生父母”强调，对孩子要平等、尊重，他们把孩子当作一个独立个体来看待，希望孩子将来能够成为一个人格完善、自食其力的人。
早教150元/节，热情不减
张女士(因时代原因，小时候没有接受过早期教育，所以对孩子没有丝毫的放松。)
7个月大的小哲还没学会用母语叫“妈妈”就开始学英语了。每周三个下午，张女士要带着儿子，到一家国际早教培训中心上课。每次他们母子都要换乘两辆公交车再转乘地铁，赶两个小时的路只为上一节45分钟的课。张女士为孩子选择了育乐课、音乐课和英语课，三门课程半年的学费要一万元，对于他们夫妻每月总共7000多元的收入来说，可不是个小数目，但他们一点都没犹豫，就给孩子报了名。
早期教育越来越受到“双独生父母”的重视，早期教育也有越来越早的趋势。大部分孩子还在妈妈肚子里时，就开始接受各种“教育”，听高雅音乐、听英语朗诵、听妈妈和自己讲话……各种早教机构也如雨后春笋一般涌现出来。某知名国际早教机构的一位工作人员介绍，目前该教育机构的一个分部大约就有七八百个学生，一节课150元的不菲价格，丝毫没有减退家长给孩子们报名的热情。
“因性施教”造就新一代男子汉
孩子的问题这么多，我们应该怎样解决？
“改变对男孩的态度，建立按照性别施教的教育模式非常关键。”儿童心理专家李文道提出了4个具体对策：一是改变对男孩的态度，接受男孩更脆弱的事实；二是父亲要成为男孩的榜样和引路人；三是母亲要勇于“放养”男孩；四是学校和家庭要按照性别施教。
“现在很多差生都是冤假错案，很多差生多是因为丧失学习信心，而不是没有学习能力。”因此，父母首先要从态度上改变对男孩的看法。
其次要在家庭教育方面着手。“教育体制的改革是一个渐变的过程，作为家长，首先要从家庭教育开始着手，培养男孩的男子气概。每天放学后可以让孩子疯玩一小时，然后再写作业。”
“现代教育应该是分性别教育，因性施教。而我们现在的教育却以对女孩的标准要求男孩，男孩们都成了‘有缺陷的女孩’。”
李文道表示，学校教育应该分性别教学，从课程设计、教学方式、教育评价等方面进行探索，同时，提高男教师的比例。
值得指出的是，一些有识之士在因性施教方面已经做出了一些探索。2009年秋季，北京市教委明确要求初中学段实行体育课男女生分班教学，高中学段实施模块教学。目前，北京市约有一半以上的初中实现了体育课男女分班教学。早在2003年9月，北京出现了国内首家专门招收男生的“男子高中”。办学者指出其办学目的是为了培养男生的“阳刚之气”，重新塑造新一代的男孩，改变男孩落后的情况。
李文道指出，教育应该分性别教育，但不是传统意义上简单地将男性定位成阳刚，女性定位成温柔。一个幸福的人，应该同时具有男性和女性的特质并相互融合。一个教育体制的好坏要看它是否有利于孩子的个性发展，使男孩、女孩的生命状态都最大限度地舒展。实行性别教育已成为当务之急，要给男孩、女孩不同的成长空间，给予个性化的指导和帮助。
幼儿教育：下一代社会资源提前竞争？
幼儿教育被称为学龄前教育，不在义务教育之列。正是这样的命名和政策导向，让许多人以为，学龄前就是一个长身体、随便玩玩的时期，不需要费劲思考教育的问题，在国家的资源配置上，这也是被严重忽视的部分。这既有国家对教育的投入问题，也有普通人价值观的误区。人们容易以为，幼儿教育是一个浅显的教育阶段，几个学生模样的小姑娘，只要脾气好，有耐心，就可以胜任幼教工作。当你仔细走进幼儿教育的世界，不难发现，这是一个集中了人类对自身发展规律研究之大成的领域，深不可测，而我们却一直低估它的重要性。公办园：机关“办社会”后遗症据广东省教育厅及当地媒体公开资料显示，在广东，能进入公办幼儿园的适龄儿童只占总人数的不足3%，很多孩子的机会还是家长高价购得的。至2010年底，广东省内共有幼儿园11161所，其中享受财政预算全额和差额拨款的幼儿园约410所，约为总数的3.6%。去年，广州市各部门的财政预算公布后，广州市9间机关幼儿园每年的财政补贴高达6000万元，一度引起舆论哗然。全国的数据与广东的情况也大致相当，公办幼儿园有浓重的计划经济色彩，是过去机关单位“办社会”的遗留产物，却成为一项权力资源配置和公务员福利，由体制内成员独享至今。广州番禺去年先行试点，以摇珠派位（即用电脑摇号）的形式，拿出学位对社会公开招生。此举却遭到部分公务员的抵触，一些抽不到学位的公务员颇有微词。可以想见，权力一旦成为福利，人们难以接受自己成为首批吃亏者，让出资源与社会各阶层公平享有。即便是针对公办园的改革，也未必能惠及城市里的底层群体。所谓摇珠派位，与户籍、房产等都深入挂钩，无产无户的外来工恐怕是无缘享受改革成果的。每每上菜市场，总能看到三五岁的孩子，被卖菜的母亲塞在旁边的小椅子上，孤独地摆弄手里仅有的一件玩具。卖菜的母亲只希望孩子别跑动、别丢了，至于孩子每天如此这般重复的生活，对他意味着什么，这个阶层的母亲，无暇也无力顾及。相比而言，美国对学前教育的投入恐怕值得中国参照。据美国官方资料介绍，1965年，作为联邦政府“向贫困宣战”的组成部分，美国开启了建国以来由联邦政府参与的延续时间最长、影响最广的一个教育方案——提前开端计划(HeadStartprogram)。这个计划的目标在于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家庭的儿童提供适宜的早期教育，使他们得到必要的入学准备，为他们一生的发展打好基础。与其他教育方案不同的是，“提前开端计划”不但为儿童提供相应的服务，还提供医疗、营养服务以及家长教育，以便通过这些服务来促进儿童的全面发展。这个计划由联邦政府进行投资和管理。这个计划的宗旨在于，使得权力所能分配的资源尽量向底层倾斜，美国人相信，教育应当成为纠正出身不平等的一个有力手段，改变阶层流动的固化。遗憾的是，中国还在纠结于近20年前的教育投入比例目标，迄今仍未达到。也就是说，在教育问题上，我们连自己提出的底线目标也延迟了十数年没有做到，遑论什么“提前开端”了。既得利益阶层、新富阶层和知识阶层们似乎已经对政府能够为他们的下一代教育做什么不再抱有希望，他们忙着制定自己的子女成长方案，竭尽所能，用自己全部的资源来弥补国家投入不足的缺陷。匮乏与过剩：起点的不公平匮乏与过剩正在界限分明地规划着孩子们的人生，“输在起跑线上”并不是危言耸听。这些年来，大学生中的新富阶层占比越来越高了，而越是贫困家庭的孩子，越是陷入上升螺旋的底部，挣扎不已而难以跃升精英阶层。当新富阶层的孩子有条件最大限度开发自己的潜能甚至有资本表现得更有理想、更有道德时，底层大学生往往由于视野的局限、性格的内向被挡在表面上“公平”的竞争门槛之外。在我的老师辈身上，我看到了无论家境如何，他们都有蓬勃的精神面貌。今天很多已功成名就的精英知识分子，来自贫寒家庭，他们没有局促不安，没有狭隘偏激，深究原因，恐怕与他们的童年时代，贫富悬殊并未走到今天这样“极致”有关。过去，所谓的贫富差异，不过是家里多几斛粮食、几斤肉的问题，工农、知识分子和公务员子弟所接受的教育，差别不会大到让弱势阶层的孩子完全掉队：你在石灰路上玩沙子，我在田地里玩泥巴，你看书，我也看书……他们之间，资源占有依靠计划经济分配，物质远未有今天的丰盛，自然差距也没有今天这样显著。而今天，鸿沟在扩大。底层群体的孩子也许整个童年只有一件甚至没有一件玩具，而新富阶层、官僚阶层的孩子是拥有几个iPad的问题。他们之间不仅有物质鸿沟，还有信息鸿沟。阶层的鸿沟表现在孩子们身上，却源自这一代父母，他们共同站立在中国社会的转型轨道上，面对着不可知的变革。信息灵通的父母们，早已规划好孩子的出国之路、高考之路。无论走哪条道，他们胸有成竹，志在必得。深信主流教育体系的父母们，会在孩子起跑前就通过权力、房产资源谋划好对付应试教育的“独门绝技”，上哪个幼儿园能与官员的孩子们在一起，上哪个小学能升上重点中学，上哪个高中考上名牌大学概率最大，他们在孩子还没出生的时候，就几乎已经规划好了。而打算与国际接轨的，则早早谋划好双语教育，摒弃应试教育路径，不惜花费重金上民办双语学校，为的是将来直接申请国外的大学。在广州，所谓美式高中，每年学费高达12万元人民币，不出国门就可接受国际化教育，修满学分的毕业生可获得通过认证的美国高中文凭，毕业即具备美国高中学籍，申请美国大学时，将更加便利。价值观的竞争提前展开幼儿教育在中国的滞后远不是对公办幼儿园启动改革所能改变的了，还有价值观上的深刻分歧。阶层的鸿沟，不仅是规划意识和财力物力的落差，还体现为教育理念的差异化。我就亲眼见到有机会上公办幼儿园的家长不惜路途奔波，到郊区找有特色的民办幼儿园，也亲眼见到住郊区大盘的家长不惜改变生活习惯，到市区租住狭窄逼仄的房子，为了让孩子上公办幼儿园。他们所代表的是有条件选择资源的阶层各自追求有价值观的教育方式，在他们身上，资源是过剩的。如上所述，有的家庭注重孩子跟上主流社会的步伐，宁可牺牲环境也要跻身主流阶层，这与体制和权力资源的配置密切相关，有的家庭则接受相对西化的教育理念，他们渴望让孩子接受保护和激发创造力的教育模式，诸如那些主张让孩子们自在“工作”的民办幼儿园，他们反对提前进行知识灌输，反对应试教育幼儿化。把“小升初”当作高考提前战，鼓励孩子自私地对复习资源保密的家庭，主张小学初中快乐学习、培养孩子互助协作精神的家庭，走不走高考之路的价值观差异、社会分化，提前到幼儿园、小学阶段展开了。在养育模式上，是否将幼儿教育作为为人父母的一项必修课，以何种时间精力投入孩子0-6岁的教育，也将深切地影响着未来一代人的品格、能力、情感。在有实力投入财力物力及早规划孩子教育之路的家庭中，仍有一条隐形的鸿沟，即是教育理念的冲突和差异。一个主张亲力亲为陪伴孩子玩耍、讲故事的母亲或父亲，与一个忙于赚钱把孩子塞给高价幼儿园了事的母亲或父亲；一个一家老少看电视的家庭，与一个不看电视有阅读习惯的家庭，他们的孩子将会出现怎样的不一样？不同模式之下，孩子们将会呈现何种精神面貌？建立起何种价值体系？谁将更有创造力？谁更具备全球化的核心竞争力？竞争力是否包括价值观塑造？值得长久考察。我们现在难以预测这些起跑线不同的孩子们，未来的差异会有多大，但可以肯定地说，他们将比今天的这一代人、两代人呈现更为丰富多元的面貌。今天，你不经意的一个动作、选择，恐将影响深远，正如当年没有人会预料，奥巴马的单身母亲带着他去上课时，对小奥巴马会有怎样微妙的影响，今天，也没有人能够预料，宣称不落下孩子的每次家长会的奥巴马怎样地影响着他的女儿们。能够确认的是，无论是牢牢掌握体制资源，走应试教育路径，上国内名牌大学的，还是放弃与中国教育体制较劲，计划送孩子出国的，这些官僚或新富阶层的孩子，未来不管以何种价值观和面貌出现，他们都将成为人才储备的重要来源。然而，我们恐怕不能忘记那些在婴幼儿时期就掉队的社会群体，他们难道早早地就要被挤出参与主流社会竞争的行列吗？对中国来说，教育作为改变阶层固化，促进社会公正的手段，正在弱化吗？如果不能有效改变目前教育资源被权力和资本垄断的局面，幼儿教育，预示着下一代社会资源提前开始竞争？？这确实令人担忧。幼儿教育被称为学龄前教育，不在义务教育之列。正是这样的命名和政策导向，让许多人以为，学龄前就是一个长身体、随便玩玩的时期，不需要费劲思考教育的问题，在国家的资源配置上，这也是被严重忽视的部分。这既有国家对教育的投入问题，也有普通人价值观的误区。人们容易以为，幼儿教育是一个浅显的教育阶段，几个学生模样的小姑娘，只要脾气好，有耐心，就可以胜任幼教工作。当你仔细走进幼儿教育的世界，不难发现，这是一个集中了人类对自身发展规律研究之大成的领域，深不可测，而我们却一直低估它的重要性。公办园：机关“办社会”后遗症据广东省教育厅及当地媒体公开资料显示，在广东，能进入公办幼儿园的适龄儿童只占总人数的不足3%，很多孩子的机会还是家长高价购得的。至2010年底，广东省内共有幼儿园11161所，其中享受财政预算全额和差额拨款的幼儿园约410所，约为总数的3.6%。去年，广州市各部门的财政预算公布后，广州市9间机关幼儿园每年的财政补贴高达6000万元，一度引起舆论哗然。全国的数据与广东的情况也大致相当，公办幼儿园有浓重的计划经济色彩，是过去机关单位“办社会”的遗留产物，却成为一项权力资源配置和公务员福利，由体制内成员独享至今。广州番禺去年先行试点，以摇珠派位（即用电脑摇号）的形式，拿出学位对社会公开招生。此举却遭到部分公务员的抵触，一些抽不到学位的公务员颇有微词。可以想见，权力一旦成为福利，人们难以接受自己成为首批吃亏者，让出资源与社会各阶层公平享有。即便是针对公办园的改革，也未必能惠及城市里的底层群体。所谓摇珠派位，与户籍、房产等都深入挂钩，无产无户的外来工恐怕是无缘享受改革成果的。每每上菜市场，总能看到三五岁的孩子，被卖菜的母亲塞在旁边的小椅子上，孤独地摆弄手里仅有的一件玩具。卖菜的母亲只希望孩子别跑动、别丢了，至于孩子每天如此这般重复的生活，对他意味着什么，这个阶层的母亲，无暇也无力顾及。相比而言，美国对学前教育的投入恐怕值得中国参照。据美国官方资料介绍，1965年，作为联邦政府“向贫困宣战”的组成部分，美国开启了建国以来由联邦政府参与的延续时间最长、影响最广的一个教育方案——提前开端计划(HeadStartprogram)。这个计划的目标在于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家庭的儿童提供适宜的早期教育，使他们得到必要的入学准备，为他们一生的发展打好基础。与其他教育方案不同的是，“提前开端计划”不但为儿童提供相应的服务，还提供医疗、营养服务以及家长教育，以便通过这些服务来促进儿童的全面发展。这个计划由联邦政府进行投资和管理。这个计划的宗旨在于，使得权力所能分配的资源尽量向底层倾斜，美国人相信，教育应当成为纠正出身不平等的一个有力手段，改变阶层流动的固化。遗憾的是，中国还在纠结于近20年前的教育投入比例目标，迄今仍未达到。也就是说，在教育问题上，我们连自己提出的底线目标也延迟了十数年没有做到，遑论什么“提前开端”了。既得利益阶层、新富阶层和知识阶层们似乎已经对政府能够为他们的下一代教育做什么不再抱有希望，他们忙着制定自己的子女成长方案，竭尽所能，用自己全部的资源来弥补国家投入不足的缺陷。匮乏与过剩：起点的不公平匮乏与过剩正在界限分明地规划着孩子们的人生，“输在起跑线上”并不是危言耸听。这些年来，大学生中的新富阶层占比越来越高了，而越是贫困家庭的孩子，越是陷入上升螺旋的底部，挣扎不已而难以跃升精英阶层。当新富阶层的孩子有条件最大限度开发自己的潜能甚至有资本表现得更有理想、更有道德时，底层大学生往往由于视野的局限、性格的内向被挡在表面上“公平”的竞争门槛之外。在我的老师辈身上，我看到了无论家境如何，他们都有蓬勃的精神面貌。今天很多已功成名就的精英知识分子，来自贫寒家庭，他们没有局促不安，没有狭隘偏激，深究原因，恐怕与他们的童年时代，贫富悬殊并未走到今天这样“极致”有关。过去，所谓的贫富差异，不过是家里多几斛粮食、几斤肉的问题，工农、知识分子和公务员子弟所接受的教育，差别不会大到让弱势阶层的孩子完全掉队：你在石灰路上玩沙子，我在田地里玩泥巴，你看书，我也看书……他们之间，资源占有依靠计划经济分配，物质远未有今天的丰盛，自然差距也没有今天这样显著。而今天，鸿沟在扩大。底层群体的孩子也许整个童年只有一件甚至没有一件玩具，而新富阶层、官僚阶层的孩子是拥有几个iPad的问题。他们之间不仅有物质鸿沟，还有信息鸿沟。阶层的鸿沟表现在孩子们身上，却源自这一代父母，他们共同站立在中国社会的转型轨道上，面对着不可知的变革。信息灵通的父母们，早已规划好孩子的出国之路、高考之路。无论走哪条道，他们胸有成竹，志在必得。深信主流教育体系的父母们，会在孩子起跑前就通过权力、房产资源谋划好对付应试教育的“独门绝技”，上哪个幼儿园能与官员的孩子们在一起，上哪个小学能升上重点中学，上哪个高中考上名牌大学概率最大，他们在孩子还没出生的时候，就几乎已经规划好了。而打算与国际接轨的，则早早谋划好双语教育，摒弃应试教育路径，不惜花费重金上民办双语学校，为的是将来直接申请国外的大学。在广州，所谓美式高中，每年学费高达12万元人民币，不出国门就可接受国际化教育，修满学分的毕业生可获得通过认证的美国高中文凭，毕业即具备美国高中学籍，申请美国大学时，将更加便利。价值观的竞争提前展开幼儿教育在中国的滞后远不是对公办幼儿园启动改革所能改变的了，还有价值观上的深刻分歧。阶层的鸿沟，不仅是规划意识和财力物力的落差，还体现为教育理念的差异化。我就亲眼见到有机会上公办幼儿园的家长不惜路途奔波，到郊区找有特色的民办幼儿园，也亲眼见到住郊区大盘的家长不惜改变生活习惯，到市区租住狭窄逼仄的房子，为了让孩子上公办幼儿园。他们所代表的是有条件选择资源的阶层各自追求有价值观的教育方式，在他们身上，资源是过剩的。如上所述，有的家庭注重孩子跟上主流社会的步伐，宁可牺牲环境也要跻身主流阶层，这与体制和权力资源的配置密切相关，有的家庭则接受相对西化的教育理念，他们渴望让孩子接受保护和激发创造力的教育模式，诸如那些主张让孩子们自在“工作”的民办幼儿园，他们反对提前进行知识灌输，反对应试教育幼儿化。把“小升初”当作高考提前战，鼓励孩子自私地对复习资源保密的家庭，主张小学初中快乐学习、培养孩子互助协作精神的家庭，走不走高考之路的价值观差异、社会分化，提前到幼儿园、小学阶段展开了。在养育模式上，是否将幼儿教育作为为人父母的一项必修课，以何种时间精力投入孩子0-6岁的教育，也将深切地影响着未来一代人的品格、能力、情感。在有实力投入财力物力及早规划孩子教育之路的家庭中，仍有一条隐形的鸿沟，即是教育理念的冲突和差异。一个主张亲力亲为陪伴孩子玩耍、讲故事的母亲或父亲，与一个忙于赚钱把孩子塞给高价幼儿园了事的母亲或父亲；一个一家老少看电视的家庭，与一个不看电视有阅读习惯的家庭，他们的孩子将会出现怎样的不一样？不同模式之下，孩子们将会呈现何种精神面貌？建立起何种价值体系？谁将更有创造力？谁更具备全球化的核心竞争力？竞争力是否包括价值观塑造？值得长久考察。我们现在难以预测这些起跑线不同的孩子们，未来的差异会有多大，但可以肯定地说，他们将比今天的这一代人、两代人呈现更为丰富多元的面貌。今天，你不经意的一个动作、选择，恐将影响深远，正如当年没有人会预料，奥巴马的单身母亲带着他去上课时，对小奥巴马会有怎样微妙的影响，今天，也没有人能够预料，宣称不落下孩子的每次家长会的奥巴马怎样地影响着他的女儿们。能够确认的是，无论是牢牢掌握体制资源，走应试教育路径，上国内名牌大学的，还是放弃与中国教育体制较劲，计划送孩子出国的，这些官僚或新富阶层的孩子，未来不管以何种价值观和面貌出现，他们都将成为人才储备的重要来源。然而，我们恐怕不能忘记那些在婴幼儿时期就掉队的社会群体，他们难道早早地就要被挤出参与主流社会竞争的行列吗？对中国来说，教育作为改变阶层固化，促进社会公正的手段，正在弱化吗？如果不能有效改变目前教育资源被权力和资本垄断的局面，幼儿教育，预示着下一代社会资源提前开始竞争？？这确实令人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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