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五年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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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十五年心得 篇1
海瑞其人——他的身份作为一个传奇比他活生生的本人更为有血有肉。面对这个污浊的世界，海瑞以为只有自己看到了黑暗，他认为，自己是唯一的清醒者。
然而他是糊涂的，事实证明，徐阶看到了，高拱看到了，张居正也看到了，他们不但看到了问题，还有解决问题的方法，而海瑞唯一能做的，只是痛骂而已。当他回顾他的做官史，他还是一个小小教谕的时候，面对知府的视察，他拒不下跪，因此得名“海笔架”。纵观他那没有一丝灰色收入的一生，可以称其为“自然经济的忠实拥护者”。当他成为户部云南清吏司主事，他敢于直接向皇帝上奏，说他一意修炼成仙;竭尽老百姓的脂膏，滥兴土木;二十多年不临朝，法规纪律松懈。官吏贪赃枉法，胡作非为，老百姓无法生活，水旱灾害时常发生，盗贼四起而且越来越厉害。
陛下试想当今的天下，是什么样子啊?连嘉靖看了都连连摇头，说：“这个人大概是比干吧，可惜我不是纣王。”看到了帝国的黑暗，只是一个义愤填膺的勇士，却不是一个好的执行者。他的身份作为一个传奇比他活生生的本人更为有血有肉。从始至终，他只是一个传奇的榜样，和一件好用的工具。
万历十五年心得 篇2
曾经有同事和我讨论《万历十五年》，问我“张居正、申时行、海瑞，你愿意做哪一种人?”我说哪一种都不做，因为他们都是失败者。
张居正是万历首辅，他的初衷很好，激进而大刀阔斧的推行万历新政，国库确实充实了很多，明朝也出现了一些暂时的新气象，算得上是一个有作为的人，但是他推行的清丈田亩脱离实际，不符合当时的情形，推行不下去的时候，他不仅不会从技术的层面来思考其中障碍，反而刚愎自用，强行推广，结下了很多仇怨，加快了他后来下台的速度。
张居正从小聪明过人，十六岁考中举人，饱受传统教育，他把道德放在首位，按照申时行的说法，认为人的欲望有“阴阳”两面，阴的一面是人自己内心的、不可告人的私欲，而阳的一面就是可以公示于人的表现。所以作为首辅，张居正理所当然的赞同节俭，也要求官员节俭，这是他“阳”的欲念。另一方面，他出生于一个秀才之家，从未大富大贵，一旦高居显位，就极度奢靡，在他看来，自己作为首辅，劳心劳力，享受一下是可以的。政策上的刚愎自用，个人生活的阴阳两面，成为了张居正被人攻击的原因，以至于死后都不能入土为安。这让我想到了在竞选制的国家，在审查竞选资格的时候，竞选人的财产也要被列为参加竞选的条件，这不是没有道理的。
万历年间文官不睦，是申时行上台后着重要解决的问题，他以“和事老”的姿态出现在万历年间的政治舞台上，认为大明的最大事务就是缓解文官之间的矛盾，大明王朝能够在平衡状态下得以运行。他之前追随张居正，亲自目睹了张处理文官不睦的方法，是主观上控制或者严禁文官之间的不睦，当然他也见证了张居正最后的结局：一次偶然的病就让他莫名其妙的死去。
申时行要吸取他前任的教训，他的经验就是：一项政策能否付诸实施，实施后或成或败，全看它与所有文官的习惯是否相悖，否则理论上的完美，仍是空中楼阁。尽管如此，三派文官对他还是不满：搜刮自肥的人认为他太假，甘守清贫的人不满于他对贪官的温和，而大多数人认为他没有是非观念.....，所以一旦机会来临，他也被众人踩在脚底下。
海瑞是大明王朝的异类。和他的同僚不同，海瑞不相信治国的根本大计，是在上层悬挂一个抽象的至善至美的道德标准，然后责成下面的人在可能的范围内照办，行不通就打折扣。他尊重法律，按照最高限度执行，但是又始终重视伦理道德的作用，他认为人的行为可以简单的分为“善、恶”两个范围，甚至在一些不能决断的案件上，也可以凭借善、恶来裁决。他认为君子为官的动机，无非就是恻隐与义愤，所以他的信条和个性既被人尊重，也被人遗弃，其悲剧性的结局说明了以个人的道德之长，仍然不能弥补组织和技术之短!
张居正的美好初衷和强硬手腕，开创了万历新政，但是并没有让他成为流芳百世的不朽，由于主观能动性过大，反而是落到了死后几乎被挖出来鞭尸的地步。申时行一生奉行“周而不比”的处世原则，最后让自己成为了所有文官的敌人。海瑞的执着与坚守，一生的仕途阴差阳错，他的死，让很多人叹息：这个人终于死了!
万历十五年心得 篇3
明史有“税重民穷”之说。如果意在说明当日官僚贪污百出，无力百姓被摊派的赋役过重，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言之成理。要是认为全国税收总额过高而导致百姓贫困，则与事实有所出入。同期英国税收约银二千余万两，和人口为三十倍的中国大体相等。“民穷”的根本原因不在国家的赋税过重，而端在法律的腐败和政府的低能。国家的税率低，受惠者并非农民，只是鼓励了大小地主加重剥削以及官僚乡里额外加征。
中国幅员辽阔，情形复杂。明朝采取严格的中央集权，施政方针不着眼于提倡扶助先进的经济，以增益全国财富，而是保护落后的经济，以均衡的姿态维持王朝的安全。中国传统社会晚期的结构，类似“潜水艇肉夹面包”——上面是一块长面包，大而无当，此乃文官集团;下面也是一块长面包，也没有有效的组织，此乃成千上万的农民。其中三个基本的组织原则，此即尊卑男女老幼，没有一个涉及经济、法制和人权，也没有一个可以改造利用。
张居正精明能干试图经济改革，申时行中庸诚信试图建立和谐社会，海瑞奉行儒家传统道德试图保持执政意识形态集团先进性，戚继光实干主义试图实现国防现代化，李贽清高矛盾试图打破儒家的一元宇宙观，结果他们或身败，或名裂，或身败名裂。就连九五之尊的万历皇帝，本有中兴之愿，但张居正死后被清算的形象反转，天子家事又屡被臣下干预，眼看死后都不能和自己心爱的女人并肩长眠，早已厌倦在各种典礼上充当木偶的他也终于心灰意冷，怠政三十多年。
帝国的官僚们一意保持传统与稳定，从而丧失了主动性，甚至不惜行事不公。明朝的特征在于依靠意识形态作为统治手段。其意识形态充斥了帝国的各个方面，无论从强度还是从广度来说，都是空前未有。意识形态提倡操守，提倡精神追求，不计较个人私利，讲求奉献和牺牲，鄙夷物质利益。这样，官员们过简单朴素的生活也成为必需，只能用精神力量补助着体制上的欠周全。
单一意识形态体制所造成的困局还表现在，它不能承认自己自己存在问题，因为怀疑终极价值，就等于怀疑一切的基础。如此往复，当问题出现的时候，执行者想到的第一个答案必然是掩盖之。在这个体制之下，因为终极价值理论上的不可怀疑和体制事实上的漏洞百出，整个体制事实上已经沦为一个形式：人人都在用阳的一面，也就是终极价值来掩盖自己的阴的一面，也就是个人私利。当社会日趋参差多态之时，体制所要求的单一化，同质化已就不能做到，整齐划一的集体开始崩解，由己及人的行为方式已经进入死胡同，其必然碰壁。当现实基础严重脱离体制时，体制又不能自我否定，只好强行将现实拉回原初的设定状态。但是构成体制本身的官僚阶层自身已经发生了改变，其行为也有所偏差，最后的结局必然是体制的分崩离析。
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既无资本主义发展的组织能力，也决不愿私人财富扩充至不易控制的地步，为王朝的安全之累。这种维护落后的农业经济、不愿发展商业及金融的做法，正是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由先进的汉唐演变为落后的明清的主要原因。
万历十五年公元为1587年，距鸦片战争尚有二百五十三年，但是中央集权，技术不能展开，财政无法核实，军备职能以效能最低的因素做标准，则前后想通。1840年的鸦片战争，其情形仍与1587年相去无几。
中国传统社会无法局部改造。过去政府与民间的联系着重于尊卑男女长幼，纯考科举制度做主。1905年停止科举之后，上层机构与下层机构更为脱节，满清之覆亡，更无可避免。
民国肇造后，军阀割据，也是当然趋势。新的力量还没有产生，过渡期间，只能由私人军事势力撑持。这私人军事势力，限于交通通信等等条件的'束缚，也只能在一两个省去里有效。省区外的竞争，更酿成混战局面。
国民党专政期间，创造了一个高层机构，总算技术了军阀混战，但是全靠城市经济维持。
共产党的土地革命，在农村中创造了一个新的底层机构。现在中国当前的任务，则是在高层机构和底层机构间敷设有制度性的联系，才能从上至下，能够以经济及法治的方法管理，脱离官僚政治的垄断。
中国二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这是一切问题的症结。而潜水艇夹肉面包的结构，也有其根源，主要原因还是受亚洲大陆天气地理关系的影响。
自小读史，常有中国不如别人之感，何以日本明治维新，几十年内就凡事做得头头是道，而中国似乎越做越糟。现在才看的明白，中国文化是亚洲大陆地理的产物，欧美和日本的物质文明有他们海洋性国家的经验;况且每个国家发展，也有他们先后程序，而其中最大的差别，则是现代先进的国家以商业的法律作为高层机构及低层机构的联系，落后的国家以旧式农村的习惯及机构作为行政基础。
传统日本好像很受中国儒家学说及佛教的影响，但是因为它国家低处重洋，对外安全，无须中央集权，与中国的结构相差至大。它在德川幕府的末期，国内组织已经商业化。所以，表面上好像是短期突进，其实则是长时间的演变，最后出头露面而已。
因为世界工商业技术的进步，所有国家都要从以前闭关自守的形势，将社会生活方法作彻底额改造，以期适应新的世界金融经济，中外无可避免。西方的民主与自由，以“市民特权”为基点，和日本的大名政权，授权于藏元的情形类似，所以改造比较容易。中国立国以来以贫民及小自耕农的经济立场作基础，农村内部复杂的情形不可爬梳。
今日中国所称“一国两制”，骤看起来好像是一种宣传工具，但是荷兰初成的联邦制也实际上是“一国两制”的表现。英国以两种完全不同的法律思想作为司法的基础，利用司法制度不声不响地使社会融合，也是渐渐由“一国两制”造成一国一制。但是“一国两制”不是没有危险的，美国开国时以保障人权为前提，却又因联邦制在南方姑息奴隶制度，终发生内战。
在技术方面讲，这一国两制的实行在中国必有很多困难，但是不是不可能的。中国过去在汉朝以儒家笼括发夹、到家及阴阳家的思想，在隋唐时代又笼括了佛家的思想，都是在矛盾中得到统一。可见时势需要，即不成能亦成为可能。
总体而言，《万历十五年》指出道德并非万能，不能代替技术，尤不可代替法律，但是从没说道德可以全部不要，只是道德的观点应当远大。凡能先用法律及技术解决的问题，不要先就扯上了一个道德问题。道德是一切意义的根源，不可分割，也不变妥协，如果道德上的争执持久不能解决，双方的距离越来越远，则迟早必导致于战争。
万历十五年心得 篇4
前几个礼拜看《大国崛起》，其中有一集是讲关于英国如何在伊丽莎白一世时代，励志图强，锐意改革，建立君主立宪制，英国如何通过光荣革命，逐渐走向现代工业社会文明的历程叙述。而我的手中，正捧着一本《万历十五年》。
1587年，就在西班牙从海洋出兵准备攻打萌芽中渴望成长的英国的前一年。我们的泱泱帝国，大明王朝却在历史的长河中，散发出腐烂的气息。
1587年，没有特别的大事，看起来无关紧要的一年，在作者看来却隐含了很多后来诸多历史事件的伏笔。
六个人，六个主要故事，多声部手法，犹如历史的长镜头，探讨一个深刻而尖锐的问题：中国是如何从唐、宋强盛后，逐渐地失去了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机会。是什么样的体制和力量在从中作祟?又是什么样的传统惯性和现代科学的缺失，让我们的帝国丧失掉革命的机遇?
作为皇帝的万历;两位首辅大学士张居正、申守时;古怪的模范官员海瑞;孤独的将领戚继光;和自相冲突的哲学家李贽，他们是是历史剖面，是一系列的象征。
虽然贵为皇帝，但当时的体制，皇帝也不过只是一个排位，万历从小即位，却在母后、张首辅和宦官的包围中成长。当他独自执掌朝纲时，他既不能摆脱不了烦人的经筵，也改变不了国家的运行机制。当他明白，事实上，他活在死去的祖宗的限制时，他对自己的地位迅速失去了兴趣。他把自己的在位变成了漫长的怠政年代。
张居正为改变政府作风，增强效率，防止贪官污吏，不遗余力。但他没有明白，他想改变的是落后的生产力和现实政治的平衡。在信息不发达和行政管理手段落后的前提下，只能通过抑制先进生产力，保护落后经济的方式，来达到国家和社会的稳定。综观中国历史，这样的历史场景，不胜枚举。在经历了漫长的十年改革后，伴随着张居正的去世，改革的努力最终化为乌有，随之而来的是无尽的诽谤和复辟，中国社会的现代商业元素和经济元素，最终覆灭在强大的文官体制中。
作为后来者，申守时使文官体制达到了控制国家运行轨迹的高处。文官们，不关心经济发展，不关心国家前途，只关心利益团体。整个国家表面的稳定，掩盖了内部发展停止的事实，迅速地走向空心化的过程。向衰败的深渊走去。
值得一提的是，这种方式，即使是在清王朝取代明王朝后，相似的历史选择，再次重演。历史既是分时的，又是共时的，何其让人感叹!
在大多数关于好人和坏人的情景剧中，无论怎么说，清官海瑞，还有爱国将领戚继光都是百姓喜欢的人物。但如果抛开忠孝节义的道德评判，我们看到的不再是热血沸腾的激情，而是冰冷的现实：
理想和期望的社会现实，跟真实的现实成反比：我们期望清官，就说明腐败已经司空见惯;我们呼唤英雄，就说明这个时代真的缺失正义。
社会的道义，需要英雄来支持。但是，对于国家的强盛来说，则过于单薄，无济于事。《万历十五年》是六个社会精英人物的命运和缩影：在理想和现实的冲突中挣扎、逃逸，饱受煎熬。在这样的历史大背景中，没有人可以功德圆满。
看《万历十五年》，让你觉得原来历史可以这样看：历史是有延续性的，你不能把某个时间指定为封建社会，现在也是未来的历史，历史投射在我们的现实之中，根本无法剥离或回避。你也不能用唯一的道德审判来让大家闭嘴，不妨让我们放眼4前，抽丝剥茧，从各个细节还原历史的真实，这才是用历史认识现实的价值。
万历十五年心得 篇5
最近看完了《万历十五年》，明朝万历年间的重臣，张居正、戚继光、申时行、海瑞……无一不以悲剧收场。甚至万历自己，在这种文官集团体制之下，也只能无为而治。由此可以看到一种强大体制惯性所带来的悲哀。他们每个人都各有特点，亮光闪闪，也试图做出改革，但最终失败，大部分人还落得个革职、入狱、自杀的下场。一群文官为了整个集团的平衡，国家的武备、科技的革新、商业的发展都陷于停滞。
黄先生的大历史观是指：以一个时间基点为原点，前后各推一段时间，梳理整个大历史段的重要事件，最终要有“站在隧道外的观感”。具体到万历十五年，即为1587年为基点，以万历皇帝、张居正、申时行、戚继光、海瑞和李贽等历史关键人物为代表，着重挑选具备后世参考价值和社会历史性的事件进行阐述。
明清两代为中国封建制度画上了一个句号。政治上，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达到顶峰，从明成祖设立内阁，到清雍正帝设立军机处，明清政治达到专制顶峰。明代的“仁宣之治”、隆庆新政和张居正改革为后世治国者所称道。经济上，从张居正改革的一条鞭法开始，到清代中期的摊丁入亩政策，农业人口激增，农业生态环境显著改善，农耕文明达到极盛。
在江浙一带，则出现了以雇佣关系为代表的资本主义萌芽，制造业、纺织业等成为解决地方人口就业的重要产业。军事上，统一多民族国家背景下的边防矛盾呈现由内向外转移的过程。制度得以完善，中国疆域空前辽阔。
北方诸镇的边防措施万里长城得以修复，火器越来越多的应用于军事领域。募兵制和地方武装在镇压内部起义时发挥了重要作用。文化上，程朱理学高度统一，八股制度一方面选拔出了大量的优秀人才，同时也钳制了知识分子的思想。
下部书准备看看《彩色欧洲史》。
万历十五年心得 篇6
这本书——《万历十五年》是无意间发现，起初是以为与大明王朝一样，是小说，是演绎，后来却发现不是这个样子，如作者所言，这本书既不能算严格意义上的学术报，也不能算严格意义的商业产品。
作为一个多年旅居国外的华人，文字的写作风格已经深受影响，中国人做的史书多数很隐晦，虽不至于像段子里讲的，中国的史书里除了名儿是真的，情节全是假的，但是读起来总感觉悬在空中，纪传体由司马迁发明，我不确定这是不是武侠小说的起源。这本书的文风平淡如水，婉婉道来，但是这水不是清流急湍，而像泡老了的带着茶末的水，总感觉沉沉闷闷，但是又说不出哪里有问题，就如同书里的那些主角一样，在大道德的规范下，都低着头，弓着腰，不能突破，也不敢突破，就像头顶一层厚厚的云层，这就是这本书整体的感觉。
作者的大历史观，要放到什么样的视角去看待历史的变迁，王风起于青萍之末乎？还是客观的事物规律有其必然解决，这本书里对于现状我看不到解决的方式，太多的无奈可奈何，太多的无能为力，最终只能被历史的洪流推动着，最终被碾为粉剂，唐宋元明清，秦皇汉武，唯独这个明的味道有些特殊，逻辑思维有几期节目讲的就是这个大明，有意思，可以看，这本书，也值的一看。
万历十五年心得 篇7
在《万历十五年》这本书中，还提到了另外一位人物，就是首辅申时行。如果说张居正是一个理想高过现实的人，在改革上雷厉风行，撇开当时的文官集团，重用自己的亲信，那么申时行却是一个现实高过理想的人，他当官有很大的现实感。他明白人，无论是官员，还是平民，都有“阴阳”两面。阳的一面就是对道德伦理圣人教诲上级命令的遵守，阴的一面就是要为自己谋私利，以及如何首鼠两端，两面为人。所以为官为政之道，就在于调和折衷，大家拿出诚意来，彼此团结和谐又不触犯自己的私利。所以申时行大多数的时候是以和事老的面目出现。下属有派系争斗了，他要去调和;大多数的官员跟皇帝意见不一了，他要去调和。可是这么一个调和大师也实现不了调和的目的。不但调和不了，还牵连于己。张居正死后清算张居正的运动就让他只剩半条命，首辅的位置已经在摇坠，因为申时行属于张居正这一派的人物，受到张居正的赏识提携才能居高位;立儲**则是终结了他的政治生涯。万历皇帝和群臣之间在谁立为太子的意见上不一。朱常洛为长子，但万历并不喜欢他，也不喜欢他的母亲，他的母亲原本是万历母亲慈圣太后的侍女;朱常洵出生得晚，但他的母亲是郑贵妃，万历非常喜欢郑贵妃，也非常喜欢朱常洵，之所以郑贵妃能得万历欢喜，除了容貌这一因素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郑贵妃爱读书，有才，能够跟万历两人进行思想上心灵上的交流，这在其她嫔妃以至于皇后都是望尘莫及的，也因此宫女太监们经常看到皇上和娘娘一起看日落，吟诗作对。万历信佛，万历也经常和娘娘俪影双双，在西内的寺院拜谒神佛。这样的事迹能够流传下来，就表明皇帝从自己有第一个女人开始，第一个女人就是指皇后嘛，终其一生只宠幸一位贵妃，这本身就是一个稀罕的情形，当时的人认为这样的情形发生在皇帝身上是稀缺的。万历不仅在和郑贵妃一起的时间长，而且和郑贵妃在一起，流露出更多的真性情，喜怒哀乐发自内心。立儲**是这样的，许多大臣们坚持立长子朱常洛为太子，坚持儒家教化;可是万历当然要立自己喜欢的儿子做太子，也就是朱常洵。那首辅申时行说得难听点叫首鼠两端，在万历面前，说万历说得对，常洵如何如何优秀，要立常洵为太子;在大臣面前，又说要尊重传统，立长子为太子，申时行把解决问题寄托在时间上面以及自己作为首辅的调和折衷能力上面。可到了后来，是两面都不是人，大臣参劾他表里不一，欺骗圣上，排挤陷害同僚，万历也难办，一直拖着不办，最后见参劾他的人越来越多，自己只好上疏辞官。一个以调和折衷之道为官的人，反而被同僚的参劾结束了自己的政治生命，这无疑是一个嘲讽。
万历十五年心得 篇8
读《万历十五年》有感800字：
这本书我是在大学的时候读过，主要是当时阅读了当年明月的《明朝那些事》，对明朝的历史产生了很大的兴趣，进而阅读了一点明朝的历史著作，当年没有什么特别的印象，因为这本书是一本群像画书，描绘的是那个年份下苦苦挣扎的君臣，而我其实更喜欢宏观性长跨度的叙事。
再次读完这本书，发现当时的社会貌似是一个无解的死局。明太祖朱元璋为了集权，取消了千年的丞相制度，可不曾想后期的子孙们却被文官集团困住了手脚，文官集团以道德来限制皇帝，而皇帝面对这些群臣打压一个冒出一群，着实无解。这帮文臣在朝中无法无天，在自己的老家也是呼风唤雨，成为帝国最大的蛀虫。相较于嘉靖躲在幕后和群臣斗，万历索性甩手不管了，所以很多人说明朝亡于万历。在和书友的讨论中都在想假如我回到那个时代该怎么办，貌似也没有什么解决之道。所以我们很容易得到一个结论，被重农轻商思想束缚的中国生产力无法发展，进而推出‘社会无法从内部生长出革命力量来。如果没有西方人打破国门，强行输入异种文化元素，中国的传统社会及其文官制度将一直延续下去，再过很多个世纪’。
我本人是不赞同这样的观念，我其实有点觉得这是成王败寇，落后是唯一的原罪。我们站在现在去回顾那段历史很容易就陷入历史绝对论里面，也就是认为历史在短时期充满偶然性，在长时期则存在必然性。读后感·我是持有历史偶然性观点的，这主要是受《历史决定论的贫困》这本书的影响。在《历史决定论的贫困》中，卡尔.波普提出了他经典的五段论：
人类历史的进程受人类知识增长的强烈影响，而科学知识的增长是不可预测的，所以我们不能预测人类历史的未来进程。也就是说，我们必须摈弃理论历史学的可能性，即摈弃与理论物理学相当的历史社会科学的可能性。没有一种科学的历史发展能作为预测历史的根据。所以历史决定论方法（预测未来）的基本目的是错误的。
我是认为以史为鉴大多数时候是无法成立的，古时候的博学之士接受的历史教育远比我们多，却依然无法摆脱困境。而西方文化的成功则是知识偶然爆炸所引起的连锁反应。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成功之时，就是讨论中式思想的优越性的时候？
万历十五年心得 篇9
这是美籍华人学者黄仁宇写的一本好书，1979年首先在美国出版，并多次重印。我是在阅读了王小波的“不新的《万历十五年》”一文后，才上网购得此书阅读的。在读书中，通过书里提到的文章和人，再去找自己有兴趣的书来读，这种是我自称为“顺藤摸瓜”读书法。由于这个读书法，我最近重点购买了一些“读书笔记”类的书籍来阅读。
《万历十五年》是一本历史学范畴的书。在我的读书目录里，应该是文(文学)、史(历史)、哲(哲学)三类为主。在阅读一个人的著作前，最好先阅读他的传记或者简介，这样，才会对作者写作的立场、背景、动因等有一个初步的了解，有利于自己对作品的理解。这个也是我自称为“摸清背景”的第二个读书法。由于这第二个读书法，我也购买了比较多的人物传记来阅读。
通过读书，我要建立起自己的读书方法和阅读书目体系。
再来谈谈《万历十五年》这本书吧。全书以万历十五年(公元1587年)为历史时间的横断面，然后讲述了与这个横断面有关的六个人物――一个皇帝(万历)、两任元辅大学士(张居正、申时行)、一个模范官僚(海瑞)、一个杰出孤独的将领(戚继光)、一个自相冲突的哲学家李贽。最后，从作者的大历史观得出结论：1587年，即万历十五年，表面上无事可记，然而四海升平的表面之下，千年帝国崩溃的隐患早已埋下，所以，书中所述的人物都是悲剧性结局(皇帝也不例外)，故万历十五年的历史，也是失败的历史!
读了这本书后，引发了我的另一个思考，就是我们现在一再提的“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究竟我们民族历史那个阶段、那种机制值得我们骄傲，更值得我们在当今列强环伺的国际形势下提出“复兴”的口号?如果说中国的汉唐盛世值得我们后人“复兴”，那么，万历十五年的悲剧，不是由汉唐而来的吗?
希望通过阅读更多的历史书籍和做历史的思考，能对以上问题做出解答。
万历十五年心得 篇10
读罢黄仁宇的《万历十万年》，不得不对本书作一个高度的评价。短短四个 篇章，从万历及两位首辅的角度揭示了大明帝国在长期“不事朝政”的万历手下正常运转的奥秘;后三 篇章选取了万历年间具有代表性的三个人剖析了万历这个时代。其中最令人感慨的，必是张居正、申时行两位首辅。在笔者眼中，前者是一位素质过硬的政治家，后者是一位聪明绝顶的官僚。但如果给他们打分的话，两者我都不会给满分，因为两个聪明一世的人在同一个问题上犯了不同的错误，一个向左，一个向右。
在分析、对比这两位首辅之前，笔者认为有必要阐明这样一个观点：不同的人眼中有不同的历史。同样一段《明实录》中的史料，由于史官对事件背后的故事不会有详尽交代(甚至是为了政治利益可以篡改历史)，不同的人会从同一段史料中得到不同的结论。
例如在谈到隆庆年间的首辅高拱被黜一事时，黄仁宇认为是高拱一句“十岁孩童如何治天下”的言论体现了其谋逆之心，从而得出张居正与冯保联合罢黜高拱是维护了大明江山的结论。在笔者看来，这一结论多少有些荒谬。第一，从政治意图来看。明朝文官大部分是政治动物，他们的所作所为必定符合“赢利远大于风险”这一定律。“高拱谋反”的获利无非是继续做首辅或者自己登基，而付出的却是身家性命乃至九族安危。况且太平盛世谋反乃是滑天下之大稽!第二，从史料看来，并无充足的资料能够证明“高拱谋反”(史料中并无高拱收买内侍、准备兵丁武器等行动)。若将黄仁宇先生的“谋反”理解为“摄政”，那么对于一个10岁的天子，任何人成为首辅必然都会“摄政专制”。第三，从结果来看，如果高拱是真的谋反，他的下场会是罢黜这么简单吗?第四，就张居正、冯保和高拱的关系来看，他们完全有理由陷害高拱。张居正并非高拱的亲信，高拱对权力的独揽已经引起了诸多大学士的不满，自然也危及张居正的安全。而高拱对冯保的升迁也屡次阻拦，足以引起他的愤恨之情。所以，高拱被黜是张居正和冯保的阴谋，他们将高拱原话中的“孩童”改为“天子”，这句话便有了十足的杀伤力。这么一个简单的文字游戏获得的回报便是张居正的首辅地位和冯保的司礼监秉笔太监一职。可以说除了获利之外，张居正可以自保，冯保可以复仇。
除了对“高拱罢黜”一事笔者与黄仁宇先生观点不同外，“徐阶是强占土地的富豪、地主”和“郑贵妃是聪明的女政治家”的观点笔者也不是完全认同。此外还需指出黄仁宇先生在第一章中所犯的一个小错误，即宫女“许配”给太监后并非成为“答应”。“答应”是侍奉皇上的地位较低的宫女，而这种被称为“对食”的现象并非是光明正大的。
下面笔者将对“官僚”和“政治家”连个名词进行简单的解释。在笔者看来，政治家相对于官僚，对政事更加负责，出发的角度基本上是江山社稷、道德礼仪;而官僚关心更多的是自身的地位和安全。在这里不妨列举几位名人。徐阶(嘉靖年间首辅)是政治家和官僚的综合体，而且他在这两方面都相当出色，在嘉靖年间的首辅之争中不但政绩上有所建树，最终也得以保全自身;严嵩是不折不扣的官僚，他面对蒙古骑兵入侵京城附近地区的行为作出的“不抵抗”的决定至今令人唾弃;海瑞是一个纯粹的政治家(实际上他是懂得官场之道的，但是却绝不践行)，但很不幸的是他也是一个不合格的政治家;抗倭名将戚继光也是一位优秀的政治家和官僚的综合体。
笔者说张居正是一名政治家，并非说他不懂为官之道，只是他升迁太过刚愎自用，不知韬光养晦，才在死后遭挖坟鞭尸抄家(这和多尔衮何其相似!)，所以不能称之为合格的官僚;说申时行是一位出色的官僚，但同时他也是一名较为合格的政治家，毕竟治理黄河和封贡互市都是他不可抹杀的功劳，但因为他在“争国本”事件中太过圆滑，首鼠两端的行为触犯了文官集团坚守的道德礼仪，所以才黯然退出政治舞台。若两人做对比的话，张居正是政治家的代表，而申时行是官僚的代表。
自古以来，君权和相权是一种博弈平衡的关系。但是在明代，作为君权外围的宦权也加入了这种博弈。君权的外围有宗室、外戚和宦官三种，但在明朝，宗室被打压(为了防止靖难之役重演)，外戚势力弱小，宦权得以提高(尤其是东厂出现之后)。就相权而言，在明太祖朱元璋撤销宰相后跌入低谷，但后来出现的内阁又极大地提升了文官集团的权力。大学是手中有权力，而言官御史们有战斗力，他们的目的有的是为了个人私利，但大部分是为了江山社稷或道德礼仪，所以文官集团内部也是矛盾重重。君权时而联合相权对抗宦权，时而联合宦权对抗相权，但都是为了寻找权力的平衡点。若宦权与相权联合，那儿皇权便岌岌可危(天启年间的魏忠贤及阉党造成的**就是一例)。对于张居正和申时行而言，前者维护的是相权(是自身的相权而非整个文官集团的权力)，后者维护的是君权。
这种情况的产生，主要原因在于两人所处的时代环境不同。张居正当政时，万历正处于青少年时期，不可能完全独立地把握政局，因此张居正扮演了臣子、导师和严父三种角色。他是一位合格的教师，教习经史，并适当调整科目以使万历朝向正确的方向发展(避免了万历沉迷书法而重蹈宋徽宗的覆辙);他也是一位合格的臣子，对于一个10岁的天子，他联合宦官冯保、外戚李太后稳定了政局，避免了朝政动荡。同时在前期，他肃清吏治，任用贤人，使得大明帝国可以正常运转。但作为一名“严父”来说，他的行为太极端，在万历心中播下了仇恨的种子暂且不说，他当政后期任人唯亲、扶植私党、排除异己都在与他有利益冲突的文官心中埋下了导火索。更重要的一点是，由于张居正和其亲信势力过于庞大，影响到了皇权，所以张居正死后的悲惨结局也可想而知。张居正确实有过硬的政治素质，但太过刚愎自用、傲慢自大，才不会有一个完美的收场。此外，还需张居正一个并非高瞻远瞩的决策，那就是“考成法”。最初施行时确实增加了财政收入，但也导致了明朝中后期一个极为严重的社会矛盾——流民现象。所以张居正当政前期的表现令人叹服，但后期其盲目自大却又令人扼腕叹息!
作为张居正的亲信和万历的老师，申时行成为首辅的时候，万历已经成为了一个心智成熟的成年人。加之张居正的前车之鉴，申时行的政治风格更倾向于温和稳重。例如张居正刚去世时，言官大臣纷纷上述弹劾，申时行既不参与弹劾自己的老师(在其他人眼中他不搞政治投机)，也不维护自己的老师(不与众矢之的统一战线以维护自身安全)，但暗中他还是极其照顾张居正的家人，多次暗中阻止吵架等活动。由此可见，申时行处事确实圆滑。而却他上任之后立刻废除了张居正的“考成法”，大大缓解了社会矛盾;他任用潘季驯治理黄河，对蒙古采取封贡互市政策，这都是他不可磨灭的攻击。但作为一名官僚而言，他对君权的态度在“争国本”事件上与文官集团的道德立场完全相悖，导致辞官回家的惨淡收场。
在对待君权的态度上，张居正的极左做法触怒了君权，申时行的极右做法触犯了相权，因此他们在权力博弈中并未找到平衡点，结局也就不那么完美。可是在“成王败寇”的权力斗争中，千百年来哪有完美的结局呢!
黄仁宇先生在书中也降到了海瑞、戚继光和李贽三人，他们代表了不同阶层不同环境的人，但同样怀有“治国平天下”的梦想。当年明月曾说过：“‘知行合一’这句话，张居正读懂了，海瑞没有读懂。”我想戚继光和李贽也都读懂了，只有海瑞一个人生活在他那“非黑即白、非是即非”的教条主义世界中。
面对同样的现实，戚继光顺从了，人们在他的杀敌保固与为官的左右逢源中却读不出他的无奈与孤独;李贽选择了出价，却始终无法割舍对这个社会的关心，同样更不会有人读懂他孤傲的悲凉。
这本书给我们展示了一个历史的大失败，大明帝国这台生锈的机器已经经不起任何折腾，只是依靠文官集团和几个强有力的君主在维持着齿轮的正常运转。张居正的折腾(京察、考成等)造成或加剧了社会矛盾，而申时行、王锡爵等人的“无为而治”反而更加有效。但最终，崇祯皇帝，这个有勇气、有骨气、有决心但是缺乏知人和远见之明的君主改革了驿站制度，社会矛盾加剧，加之四方战火和天灾人祸，导致了整个大明帝国的灭亡。
之后建立的大清帝国，类似的体制、类似的经济模式也预示着历史的大失败会继续上演。中国的这种所谓的封建专制体制并不见得比资本主义落后，只是一个延续了上千年的制度在腐败的铁锈出现后，自然落后于一杆新制的枪炮。
一本书，让我们看透了历史的博弈平衡，看到了明代的政治家与官僚的相同于不同，也看到了现代发展的启示。所以，必须要感谢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这本书为我打开了一个新的视角。同时也要感谢当年明月，他引导我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角度。
万历十五年心得 篇11
万历四年，1576年，朱翊钧收到了一举报信。辽东督查刘台，举报张居正。刘台罗列的七大罪状，这也都是疾风骤雨改革中常有的事，虽然每件事情本身问题不大，却是其中的张居正的要害，首辅怒了。
在明朝，官员之间互相举报和弹劾，本身明朝特色，为何首辅对此事怒了呢？是因为他怕是吗？非也！关键是举报他的人，既非他的上司，也非政敌或同僚，而是他心血栽培、一手提拔的学生。
一个人要想成功，考取功名只是一小步，而有人支持那才是王道。而刘台得到了首辅大人的支持，因为张居正的提携。他在高中进士后仅仅两年，就成为辽东督查，那他为什么要这样黑老师呢？
道理很简单，因为老师以前一直给他鸡蛋，忽然有一天没有给，他不高兴了，因为他忘记了这个鸡蛋本来属于谁？辽东将领事李成梁，打了大胜仗，刘台眼红，抢先写了喜报邀功，这种事是犯禁的，按制度应该降职惩罚，当然作为首辅的张居正也可以低调处理，大概是想教育一下学生，以儆效尤，首辅法人就对刘台予以公开训斥、通报批评，这下鸡蛋没吃到，学生不干了，黑了老师。
其实这样的弹劾在明一朝，不算新鲜事，但是抛开事情本身来说，却是大有文章可做的，在以尊儒礼制为核心的治理模式下，连自己的学生都起来反对自己，这是多么挂不住面子的事情啊！为此，首辅提出辞职，未果。加之首辅本身的私德并不是多好，后来的清算，从个人到制度，将本来可以振作起来的明朝，重新带回了死亡之路，首辅的心血也成了回光返照。以道德治人、整人，这在明朝也是极为推崇的一件事，任何事情，只要和道德关联，死亡概率大大提升，道德要不要讲？那肯定是要讲的，但是讲什么，是要有选择的，每次看到宣传孝道的“二十四孝”图时，后背就发凉，那些手法极端、思想错误的尽孝方式原封不动的示众并加以宣传，是懒啊？还是没有甄别的能力？
一个王朝也罢，家庭也好，亦或个人，好多东西是相通，但我们自身轨迹运转一段时间之后，必然形成惯性，有些东西是好的，应当予以坚持，但是对于那些不合时宜，与历史潮流逆向的东西，一定要摒弃，予以革新，这也算读书的一点浅薄收获
万历十五年心得 篇12
万历十五年，即公元1587年，在中国，在这看似平平淡淡的一年中，发生了若干为历史学家所易于忽视的事件。书中着重写了万历皇帝、改革家张居正、调和者申时行、清流海瑞、武将戚继光、哲学家李贽等六人的事迹和思想，从正面或侧面描绘了该王朝的面貌，让今人读来，能够感知那个年代，也对明代的政治、经济、文化有一个较为直观的认识。
对明王朝道德的认识：
明王朝没有西方一样强大的宗教力量，他们只有以四书五经为代表的儒家文化，规范着帝国的道德，儒家文化是明王朝的根本，成为指导人们的唯一的道德标准，进而成为治国标准。道德规定着包括皇帝在内的所有人的行为和思想。地方乡绅自治用传统道德为标准;官员判案以“四书”为准绳;皇帝欲废长立幼也要受到伦常的制约。道德纲常为国之根本，它不仅可以指导判案，甚至可以替代法律。用传统的儒家道德文化治国，缺乏“公正性”。道德至高无上，它不仅可以指导行政，而且可以替代行政。没有了“公正”的法律，用“人治”的方式，社会的腐败容易滋生，腐败者本人，多数为人治的执行者。
对明王朝政治的认识：
尽管明王朝的皇权在历朝中已经非常强大，但是书中则反复强调文官集团和皇权的博弈，文官集团拥有相当大的权力。万历皇帝坐姿不雅，他们会立马批评，万历皇帝喜爱书法，他们会加以限制，万历皇帝欲立三皇子为太子，他们则坚决反对。以至后来万历仅为皇权的象征，其权力的行使，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文官的制约。万历本人可以免去或诛杀冒犯他的文官，但却对整个文官集团无能为力。万历皇帝和文官集团因缺乏调和者而导致万历长达二十年的消极怠工。
《万历十五年》给予我的启示：
1、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
2、一个国家体制僵化，发展停滞，没有活力，必须改革。成功则兴旺发达，不彻底则江河日下，不改革或改革失败则坠入深渊。
3、人有两面性，阴面和阳面，人是自私的。明朝一直依靠儒家思想、四书五经的原则来管理人民是行不通的。
4、历史自古就是强者的天堂，弱者的地狱，所谓胜者王侯败者寇。
5、当皇帝也有当皇帝的无奈，万历皇帝虽然为一国之君，但其实活的也很不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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