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后感史学。
幼儿教师教育网专题“读后感史学”推荐内容。
读后感史学【篇1】
《史记》是我国西汉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倾其一生心血创作的我国古代第一部通史。书中记述了黄帝以来的传说，商周的史迹，春秋战国时期的动荡。时间跨越三千多年，比较详细地记述了我国这一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史，是一部伟大的史学巨着，是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的珍宝。
《史记》既是一部史学着作，又是一部伟大的文学着作，开创了我国传记，文学的先河。《史记》中对古代优秀任务的颂扬，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的高尚情操，对丑恶现象的揭露，显示了中华民族嫉恶如仇的精神品质，如其中的大禹治水，表现了一个为民造福的大英雄，他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塑造中，可以看出他的心非常善良，肯为别人付出。他治理了九条河流，为人民立下了丰功伟绩，也体现了劳动人民改变大自然的雄心壮志。我还从赵氏孤儿，塑造了忠臣程婴和公孙杵同奸臣屠岸贾斗志斗勇的故事。让我们感动于忠诚、善良、正义；鄙视邪-恶，痛恨不忠不义。其中的《武王灭纣》通过文王和武王用他们的仁义、善良为民造福，让百姓安居乐业，和纣王的残暴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让子孙后代永远记住他们。《陈胜吴广》的故事讴歌了我国古代历史上一次伟大的农民起义，陈胜吴广带领奴隶推翻秦朝的暴-政。陈胜从起义到牺牲只有6个月，然而他点燃的反秦之火越烧越旺。《飞将军李广》写的是飞将军李广爱兵如子抵抗匈奴进犯，保卫国土，立下了赫赫战功，受到人民的爱戴……
司马迁为了完成《史记》，忍受了别人无法忍受的奇耻大辱，受到了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打击，但他还是完成了《史记》，实现了自我生命的最高价值，启发和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文学大师，被鲁迅评价是“无韵之离骚，史家之绝唱”。
翻看《史记》，不知怎么，心中有一种感动，仿若穿越时空的界限，将那些在历史上投下或多或少身影的人，投到了我的心中，依稀看见那个时代的残血夕阳……
两千多年前，一个文人在遭受了莫大的屈辱以后，忍辱负重，以心灵和血肉之躯，完成了一部伟大的史学着作。此后的几千年里，这部伟大的着作，犹如一颗璀璨的明星，又如一座高耸的丰碑，屹立在中国文学和历史的长河之中。这个文人就是司马迁，而这部无与伦比的史学着作就是《史记》。
司马迁原是一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史官，和其他人一样，读过万卷书，行过万里路。然而命运的捉弄，使得他饱受了身心上的折磨，备受屈辱。但值得赞叹的是，在那般恶劣的境况下，司马迁为了完成《史记》，忍辱奋进，付出了超出常人的数倍心血，终于出色的完成了作为一个史学家最顶尖的杰作——《史记》。单凭这一点，我就由衷地敬佩司马迁先生，他的执着，他的毅力，他的韧性，也和他的作品同样受人景仰。
在阅读《史记》之时，有如穿越时空，遥望古老中国的风雨。而能够有这样一种身临其境的感受，主要凭借着司马迁在《史记》里倾注了丰厚的情感，融入了对英雄的讴歌，也有对封建帝王的批判，使它充满了强烈的爱憎之情。本来一个史学家记述历史，只要求客观的，公正的记述，不要求抒发情感。然而读着《史记》，你会很容易的跟着司马迁的思绪，为那些泪满襟的悲剧英雄感动，惋惜；又为那些奸佞的小人愤慨，汗颜。
而最让我感慨的是，《史记》中有其他史学家想都不敢想，写都不敢写的内容——对开国皇帝刘邦和当朝皇帝汉武帝的揭露及批判。记录当朝皇帝的历史已经是一些史学家不敢恭维的事了，更何况是去揭露他的一些负面的事迹，这很容易就会招致杀身之祸。然而《史记》却完完整整的将他们一一收入书中，犀利，深刻地把他们内心的隐秘剖析得十分清楚，让我看到了最最真实的朝代，绝不带半点阿谀奉承之味。这可是史无前例的埃这也许正是《史记》为何如此珍贵的原因所在。
所以读像《史记》这类的经典史学着作，首先要学会领悟人生，领悟社会，领悟的越深刻，越能通过《史记》去体会司马迁的心理感受，以及他对人生，对社会的看法。这也正是我读《史记》之时，最大的收获所在。
读后感史学【篇2】
“我们得自于社会的许多偏见，常让我们对外界事物缺乏反思性认识。”王明珂先生在反思史学里对这句话的阐释让我想到了一位技术娴熟的外科医生拿着手术刀游刃有余地刮骨去肉的画面，不觉残忍反而时不时地想为他拍手称快。
他在书里说社会化的过程就是教导人只学会听一种声音和如何忽略其他声音。深以为然。这个声音是我们从小接触学习的文学、历史甚至是科学，它一遍一遍地通过书写过去，来教导我们从中吸取教训总结经验，然后指导我们现在的思考和行动，反过来，我们的行为又持续不断地强化了这个认识。
这样就造成大家陷入了一个以典范为模板的圈子里，我们所有的言行都会从这里出发然后回到这里。通过这种反复强调的行为从而确立了典范与边缘的关系，越被证明的越是正确的，而那些未被证明的就越来越自卑了。王明珂先生自卑一词用得极好，对比的产生是会让处于弱势的一方自我贬低的。在我调研期间，经常听到“我没文化，我瞎说的”“我这里太不好了，让你受委屈了”或者“这是迷信，谁还听这个呀”，这些拥有丰富地方知识的村民，因为我城市和研究生的社会身份往往会忽视自身的优势而变得非常不自信和怀疑自己。
当然，这种自卑并非只存在于社会阶层间。以我调查所见为例，有一个按照风水格局布置的寨子，修了一个形似麒麟张口的寨门，在一次接待调查团队的过程中，一个学生给当时接待他们的老人建议把麒麟头改成龙头会更好，这个自然是因为龙是华夏民族的象征，且风水里多以龙比喻气运发达，说起来气势磅礴、威风凛凛，老人听后就把自己当时参赛文章里写的麒麟改成了龙，后来这篇文章得奖，老人十分开心，认为得奖与那个学生的建议之间存在必然联系，又因为老人在当地的威望比较高，寨里的人便也跟着说那是龙头，久而久之，年轻人都说那是龙头而不知道那寨门是木匠仿照麒麟建的。很小的一件事，却可窥见文化、社会阶序于人们生活的影响。
所以传统保护与村落经济之间的冲突，社会上呼吁个性却抨击个性表现的矛盾等等很大程度上也可以说是源于这个圈子确立出来的典范和边缘产生的问题，毕竟边缘希望融入典范，穷人渴望变成富人，富人渴望变成有学识的富人都是因阶序产生的正常欲望。
而我们，尤其是在拥有一定话语权的时候，也应该多去反思，尝试跳出这个圈子，虽然很难。
读后感史学【篇3】
学习成语是每个处于学习阶段的学生所必须的内容，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学习方法，这几天看了一下《读历史，学成语》，这个本书，发现它是一本适合小学生的读物。它用历史为主线，串起各个成语（主要是历史人物成语）。
三年级以前，小朋友看的是快乐学成语，虽然也可以记住成语，但运用的时候不免有时会张冠李戴，弄巧成拙。本书用讲历史故事的形式来学成语，的确很独特。看历史故事，既了解了历史，又同时学习了成语，真的很不错。三年级的小学生应该可以接受这种比较正统的学习方法了。一个四字的成语，不但有它的意思，还包括：出处，人物，事件，时代背景，等等。如果只是单纯记得成语，而不了解它的全部，那就会在以后的应用中出现偏差，甚至于词不达意。故事对每个人都有吸引力，特别是孩子，看这本书就像是在看很长历史电影，每个成语就是一个故事，让孩子在故事中理解成语这就是本书最大好处。它所讲的故事是历史上存在过的，这就更加锦上添花了。既学了成语，又看了故事，还读了历史，真是一举三得的大好事。虽然好多成语涉及到的字有不少是生辟字，小朋友一时半会接受不来，但它在字的上面有注音，也可以直接无障碍地阅读。
学习古文，从学成语开始，如果全部用现代语法，那大千中华的灿烂文化瑰宝就没那么传神了。所以学好成语是为今后敲开中华文化宝库准备敲门砖。
读后感史学【篇4】
这本书是1970年前后，钱穆在台湾为历史专业博士生讲课的讲义。我主要是利用每天上下班坐地铁的时间来读的。每天乘坐一号线，来回各25分钟。上班路上基本都有座，下班路上大多站一半、坐一半。看到今天大约花了2个礼拜，全书已经看完了9成。
从前看钱穆的《国史大纲》，就感觉他喜欢把中国的事情，尽往好处说，只看好的方面。今天早上在地铁里看到这本讲义里有他一段感慨的话，是这样说的：
曾有人对我说，你的书中只多讲中国好处，不多讲中国坏处。我说，你们大家尽在那里讲中国坏处，我不得不来多讲一点中国的好处。而且中国坏处在我书里不是没有，治乱兴亡我都讲，不只讲治不讲乱，只讲兴不讲亡。但在你看来，好像我都是在讲中国的好处。但请问，我们在汉、在唐、在宋明、在清，各有一段治平极盛的时候，这些处，我们该不该讲几句呢？我们的历史，直从上古下来，四、五千年一贯直下，到今未断，这些处又该不该讲几句呢？今天我们的毛病，在乎再不肯讲自己好处，只讲自己坏处。我请问：我们中国人太坏了，又怎么在此世界做人呢？今天诸位一出口就是美国好、中国坏，我要向诸位讲一句：美国并非全部坏，中国并非全部好。若说我平生讲话，多讲了中国的好处，也只是因病立方，通其变使不倦。否则尽是说美国好，中国坏，哪个不知，还要我讲吗？
看到这里，我不禁开怀一笑。平生读书，读到击节叫好的不少，读到拍案而起也有，读到开怀一笑的，仅此一例。开怀之余，回顾这段时间看的一些书，不免有些感想。
自清末中国大门被列强打开以来，许多守旧分子依然故步自封，看不起西方文化。即使到了不得不学习西方的时候，用得也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种半吊子的方法。但要知道，中国文化虽然博大精深，当时仅凭中学为体却是救不了中国的。于是一批提倡新文化的学者开始鼓吹西方文化，要把西方的思想体系推介到中国来。很多人开始认识到所谓一体一用的道理--仅通中学之体，是无法致西学之用的。西方思想来到中国，必然同传统文化之间产生矛盾。中西文化最理想的状态应该是和而不同，各自通各自的经，致各自的用。但这种状态只有在十分温和适宜的条件下才有可能产生。新文化运动者开眼看世界，并多有留学经历，他们所经受的文化冲击之强烈可想而之。等他们回到中国，满眼只见暮气陈腐、民智愚昧、国家危在旦夕，其所受的反文化冲击之强，恐怕更是文化冲击的几倍。这教他们又怎能不把一切都归咎于中国文化的落后？而他们反对传统文化的手段又怎会不激烈呢？于是，自上古时代发展延续下来的文言文被一朝废弃了；代表中国核心价值观的孔孟之道被打成黑店了；中国历史上几千年的兴亡治乱被封建专制四字一笔抹杀了。那一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动,似乎过于激烈了些。在这样的背景下，钱穆挺身而出，为传统文化辩护。他并不认为中国文化天下第一，也不反对学习西方的思想。他认为中国的社会、文化、体制发展至今源远流长，许多批评传统的人，其实并不了解其中渊源，而同时鼓吹西方的，亦不过学得点皮毛而已。以中西史学为例，钱穆说中国的史学，自《尚书》、《春秋》一路发展至今，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不断发展演进的。如今做学问的人，可以选择接著中国史学传统的路子，开创属于这个时代的新的中国史学；当然也可以跳出中国史学的框架，采用西方的一套历史观，但前提是你要把西方史学的整个演进过程摸清，把脉络摸透，不能只掌握了一点表面现成的知识，就回来做学问了。
若不是晚清政局腐败、民智愚昧，也不会有那一批人激励鼓吹西方文化；若不是中国文化在西方文化的猛烈冲击中岌岌可危，也不会出现钱穆这样的人，以毕生之力来系统地总结和梳理中国文化的得失。这便是反者道之动了。然而事物的健康发展，不能总在正、反之间剧烈摇摆。正、反过后，应该还有个合的阶段。钱穆的态度虽然已经比较温和了，但还算不上是合.如果要进入合的阶段，就必须出现真正学贯中西的人物。怎样才算学贯中西呢？想来中学方面，需有钱穆的见识，西学方面，也需具备如钱穆之于中学的水平。而如今连钱穆这样的人都没了，遑论其他？
另：钱穆说过，国家其实是个精神上的范畴。只有大家都具备文化的认同感和向心力，国家才能稳定。这也是中国历史能够几千年延续不断的原因。当前中国的文化认同感和向心力是个什么状态，也不用多说了。如果要培养这些东西，读钱穆的书是最合适的。因为在这方面，少有其他书比钱穆的书更系统、更全面、更深入、更明白。但钱穆自己也说了，他生平说中国的好话比较多，因此有心治学的人，不能只看他的书，还要看说坏话的书，最好直接看西方的书。钱穆无疑是一代大师，但是现在的中国，只有钱穆这样的大师还不够。
读后感史学【篇5】
导读
（三）学习成语是每个处于学习阶段的学生所必须的内容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学习方法这几天看了一下《读历史学成语》这个本书发现它是一本适合小学生的读物它用历史为主线串起各个成语（主要是历史人物成语）。
学习成语是每个处于学习阶段的学生所必须的内容，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学习方法，这几天看了一下《读历史，学成语》，这个本书，发现它是一本适合小学生的读物。它用历史为主线，串起各个成语（主要是历史人物成语）。
三年级以前，小朋友看的是快乐学成语，虽然也可以记住成语，但运用的时候不免有时会张冠李戴，弄巧成拙。本书用讲历史故事的形式来学成语，的确很独特。看历史故事，既了解了历史，又同时学习了成语，真的很不错。三年级的小学生应该可以接受这种比较正统的学习方法了。一个四字的成语，不但有它的意思，还包括：出处，人物，事件，时代背景，等等。如果只是单纯记得成语，而不了解它的全部，那就会在以后的应用中出现偏差，甚至于词不达意。故事对每个人都有吸引力，特别是孩子，看这本书就像是在看很长历史电影，每个成语就是一个故事，让孩子在故事中理解成语这就是本书最大好处。它所讲的故事是历史上存在过的，这就更加锦上添花了。既学了成语，又看了故事，还读了历史，真是一举三得的大好事。虽然好多成语涉及到的字有不少是生辟字，小朋友一时半会接受不来，但它在字的上面有注音，也可以直接无障碍地阅读。
学习古文，从学成语开始，如果全部用现代语法，那大千中华的灿烂文化瑰宝就没那么传神了。所以学好成语是为今后敲开中华文化宝库准备敲门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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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寒假里我读了一遍《读历史学成语》这本书我学到了很多东西。这本书里有很多我从来没见过答的字也有很多很多没见过的成语。书中一个个耐人寻味的成语小故事编成了世代流传的中国历史让我更了解中国历史。读了《从容不迫》让我明白平时做作业或者考试时要镇定沉着不慌张。读了《一鼓作气》让我明白不要做拖拉机做什么事情都要认真完成有质有量。然而当我看了《披荆斩棘》更是明白遇到困难不畏惧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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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后感史学【篇6】
作为法律史学家的狄更斯的读后感，来自当当网的网友：尽管法律与文学在西方成为一种所谓的运动或曰流派出现在20世纪后期，但是英国著名法律史学家威廉.S.霍尔兹沃思的这本《作为法律史学家的狄更斯》应当被视为法律与文学的一种早期的自觉或不自觉的运用和交叉。由于狄更斯是19世纪英国乃至世界著名文学家，由于他对英国社会特别是英国下层社会的生动描写和关注，同时还由于他早年在伦敦律师所的经历以及与当时法律界的长期联系，因而其涉法作品不仅细腻，而且有一定的可信度。当然，作为一名文学家，其相关作品中的一定的想象、夸张等是容许的或可以理解的。也许，正是通过狄更斯的作品，引发了不止一代的中外读者对于狄更斯时代的英国社会的了解和想象。就这本中译本而言，汉译者实乃功不可没，让更多的中国读者能够分享霍尔兹沃思的这部作品，同时可以从一个较为独特的角度重读狄更斯。其中，汉译者给出的诸多译注更是方便读者之举--毕竟，大多数的中国读者对于英国法律文化知之不多……
读后感史学【篇7】
刘平兄发来这篇座谈话记录稿，要我谈点读后感，我拜读之后，感触良多，不过，要把想说的话都写下，必病累赘，故只谈一点希望不算题外的话。
不知从何时起，“历史人类学”，好像是一个突然冒出来的幽灵，在中国史学这个深潭的水面上，搅起了一点不大不小的涟漪。中国史学界好像比较喜欢讨论什么“学”的定义，记得八-九十年代的时候，每次开社会史学会年会，都会有“什么是社会史?”的讨论，到最近几届，这种讨论终于沉寂下来了，但“什么是历史人类学?”又成为新的话题。正如振满兄在这个座谈会上说的，我们不小心用了这个标签，但自己其实并不清楚，也没有兴趣弄清楚，应该如何定义历史人类学。之所以选择这个标签，只不过是觉得自己做的研究，有那么一点历史人类学的味道罢了。我们编了一本刊物，取名《历史人类学学刊》，正因为我们不愿意下定义，所以没有写发刊词，而是先后刊载了张小军、黄应贵、庄英章三位先生谈“历史人类学”的文章，主张各异，目的也是想表明我们的立唱—所谓的历史人类学，可以有很多不同的研究实践。《学刊》已出9期，刊出的论文和著作评介，其风格之纷纭，恐怕读者是不难看出的。
至于为何要用这样一个标签，那非三言两语能够说得清楚，有偶然的机缘，也有个人的兴趣，有学术的理路，也有治学的传统。这些，在萧凤霞、郑振满、丁荷生等人的`发言中都涉及到了，我不再多谈。想多说几句的，是振满兄提到，中山大学和厦门大学，都有深厚的社会经济史研究基础，同时也都有人类学的传统，这种传统的影响，的确是不应忽视的。近年来有关历史人类学的议论，制造了一种印象，好像历史学与人类学的结合或对话，是一种新潮。实际上并非如此。中国人类学从一开始就和历史学结合得非常紧密，而中国现代史学的建立，也从一开始就深受人类学的影响。大家都知道，19xx年代傅斯年先生在中山大学创办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就是把语言学、考古学、人类学和历史学放在同一机构中的。解放后中山大学历史系中的著名教授，全部都有包括人类学在内的各门社会科学的学科背景。这些学术渊源，对我们有非常深的影响。今天，大家讲到历史人类学，就会同田野调查、区域研究或社区研究等等联系起来，其实，这些也不是什么新发明，刘平兄在发言中提到李世瑜、路遥先生的田野调查，就是我们非常敬佩的。《历史人类学学刊》在去年专门刊载了当年和李世瑜先生一起在华北开展田野调查的贺登崧教授的一篇旧文，用意就是要提醒大家，我们现在提倡的田野调查，前辈学者已经有非常好的实践，可以成为我们的榜样。我们在八十年代中期与人类学家合作开始在乡村做田野调查的时候，激励我们的，不正是顾颉刚、容肇祖这些史学前辈当年在北京的妙峰山、在广东的东莞考察的身影吗!
近来我常常想，为何大家会产生这种把所谓历史人类学的研究取向视为新东西的印象?到我看了王尔敏先生的《20世纪非主流史学和史家》一书时，好像明白了一点。在学术的社会里，也许有一两种叫做“主流”的研究取向，其他则被视为“非主流”。在“非主流”没有进入站立在“主流”中的学者视线的时候，“主流”可能就是全部;一旦“非主流”进入了视线，就可能被视为新潮涌来，然后会产生“新潮”是否会成为主流的疑虑。其实，在学术上，“主流”也好，“非主流”也好，都是“流”，但这个“流”一定要有源，不是随意泼出之水;也一定要循自己的河脉前行，不是四溢散漫之水。学术之“流”的格局，应该像珠江那样，尽管地理学家可能会定义哪条水道是珠江的主流，但实际上，珠江水系并无主流支流之别，几条江河并没有真正合流;到了三角洲的河段，主流支流更是难分莫辨，所有水道都互相交错，互相混合，最后还是分流入海。如果我们能够像理解珠江水系那样那样理解学术之“流”，那么，很多争论或者就可以休止了。
最后，我想用两句也许是老生常谈的话来归纳我的意见：我相信“史无定法”，但一定要“学有所本”。
读后感史学【篇8】
《历史学家的技艺》应该算是我历史学专业的入门书籍，书虽薄，但或许承载的却是布洛克一生的研究。布洛克被誉为年鉴学派的开山祖师，此书即是布洛赫不同于传统史学观念的新史学观念的大致汇总，很遗憾布洛克未完成此书，未完整的阐述完他的“革新”史学观念便英勇就义。
书中观念、理念多多，有关历史的种种内涵与外延，以及与历史相关的历史证明，历史表达等等等等。很惭愧，我没有十分良好的读书习惯，也还未培养起足够的史学耐心，去啃，去钻研，去提问。我只是懵懵懂懂地开始阅读，再似是而非地合上书，似懂非懂。
从个人视角而言，“历史”已经变了。“历史”不再是高中历史书上的那些零散的确定的一二三事，“历史”是一门专业的学科了；“历史”不再是那四本书上的黑字可以任意把玩，“历史”是一个巨人了，作为一门专业学科它有自己的体系，思维方式，它有自己的起源发展——这是史学史，它有自己的实证方式……；“历史”不再是高考中的一个科目，“历史”现在在社会中，在国家中，在人类中有着巨大的现实意义。“历史”已经变了，跳出应试教育，它以全新的姿态立于我的面前。
《历史学家的技艺》在我对“全新的历史”感到迷惑时，以一种极具冲击力的形式出现了。它让我明晰“历史已变”，坦白说，它也加剧了我的困惑甚至让我感到困顿与挫折，因为我并没能完全读懂这本书。当试图弄懂却总是有始无终时，于我而言，困顿与挫折是一定的。看不懂，因为太新的观念又太多了，复杂且令我懵圈。
我从未接受过系统的史学教育，并且思维模式停止在高中阶段，也仅是在此时我才清楚地认识到浅薄与短见，我的固步自封，我的愚蠢，大学开学两月余，也许很多细枝末节之处藏着教授们的历史观念的教导，而我未听未觉未思，毫无改变，毫无长进。那么此时，《历史学家的技艺》就更像是“一语惊醒梦中人”的“一语”，告诉了我“历史学”大致努力的方向，不仅仅再是高中课本的知识积累了。
总而言之，《历史学家的技艺》是一本史学观念，史学理论，年鉴学派的入门书籍，从书中阐述的具体内容而言；于我而言，《历史学家的技艺》告诉我历史已经不再囿于应试教育了，你应该梦醒了，你应该有所改变了。
读后感史学【篇9】
首先，我认为本书最大的价值便是向我们传递了正确的历史价值观，便是求真二字。然而短短两字，历史上又有多少史学家能真正做到。即便是太史公，也会在高祖刘邦出生时附上神话色彩，而圣人孔子，更是首创“春秋笔法”，在对事件人物的描述中夹杂个人的主观判断。好人、坏人在以纪传体为主流的中国史学中似乎一目了然。葛氏对于历史的定义便是“人们对过去事实有意识、有选择的记录”。而历史终归是人记录的，只要是人，就难免带有主观的个人情感，因此还原历史的真相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求真便变得十分困难，但“真实的历史依然是历史学家永恒的追求，离开了真实，史学就没有任何价值，”这是我们历史研究者的职业操守，是我们这个学科的灵魂，也是本书的核心。
其次，葛氏主张将历史运用与历史研究区分开来。而在如今这个功利至上的社会，大家所谈论的几乎都是历史的作用，历史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政治宣传？爱国情怀？民族自豪感？拉动地方经济？还是通过考证古代疆域的归属使我们在争议边界上的争夺上占有先机？葛氏认为这些都是历史运用，“古为今用追求的是现今的实际效果，一旦历史学家将历史研究的目的局限于此，那就非常危险了，将是否符合现实需要作为评判历史研究价值的唯一标准，历史研究就会变成某些利益集团或观念服务的工具。”而其实真正的历史研究现实价值非常地小，它可能是对某个历史人物死因的调查，也可能是对某人生卒年月的考证，本身并没有多大的意义，但是它却训练了研究者发掘史料、分析史料的能力。我认为这是本书向我们传递的第二个观点，历史研究是单纯的，不应该受政治、经济等其他因素的捆绑。
最后，葛氏在本书的最近章节讲到我们该如何学习和研究历史，葛氏所着重强调的便是对史料的判断和甄别，特别是史料的来源？出于何人之手？站在何种立场？与所叙述的对象关系如何？中国历来就有成王败寇的习惯，对胜利者的无限拔高和对失败者的无线诋毁似乎早已司空见惯。作文陈寅恪在《唐代政治述论稿》中就指出“后世往往以成败论人，而国史复经胜利者之修改，故不易见当时真相”。就像你研究王莽，用的材料却是东汉班固所著的《汉书》，那浓厚的主观色彩自不必说，自然做不到客观评价。而葛氏在文中也提到，中国史学存在着“重判断，轻计量”的缺陷，史书中一遇到灾荒便是“十室九空”之词，而一遇到丰年，便是“人口倍增”，葛氏认为这些都是文学性的计量词语，如果真的以此为计量数据进行统计那真实性必然大打折扣。
感谢葛剑雄教授用文字为我们上了这么丰富的一堂历史学普及课。这对于非历史学科班出身的我来说是大有收获的，希望未来三年的我能不忘儿时初心，在厦门大学潜心学习，将历史学变成我一生所热爱和忠诚的事业。
读后感史学【篇10】
“八史”过后，中国史学彻底恢复元气，从修史活动中培养了不少具有实力的创新人物，刘知几可谓他们当中特立独行的一个。
刘知几和前面的历史家最大不同之处，在于他是私人身份撰史学批评。论私人身份，司马迁算第一个，但他到底做着中书令；整本史学批评，在《文心雕龙》中偶尔一现，仅仅片言只语，淹没在一片文学批评的汪洋大海中。集两个方面于一身者，在中唐时期，非刘知几莫属。因为私人撰述，意味着压力倍增，必须自己独力承担寻找材料、雕版刊行，及写书过程中产生的一系列相应开销。幸而材料方面不用担心，刘氏在辞职专门写书之前，多次入阁担任史官，有机会接触到一些机密的内部档案，也是拜担任史官的经历所赐，他深深体会到中唐时史馆内部十羊九牧的混乱局面。《史学史》倒没有具体分析造成混乱的深层原因，联系到当时武皇夺权，中经中宗反复废立，最后才折腾到玄宗继承大统，人事频繁变动，朝野上下都忙于搞政治斗争，大家没有时间去料理史馆的管理。结果太宗时代传下来的制度没有得到足够的维护，史馆的人员规模越来越臃肿，恰像当今的行政机关。记得很久以前，我偷看母亲的《行政法》教材，末尾结语大概是说，我国的行政机关总会隔数十年人员翻倍，就陷入“精简—臃肿—再精简”的怪圈，两相对比，岂止巧合，不是很值得深思？
刘知几的性格比较耿直，却懂得官场道理。以他出身官宦世家的背景，自然晓得只要在朝一日，就必须按照上级指示行事，因此，他概叹“头白可期，而汗青无日”，转身回家搞学术去。难道他的行动象征学术发展到一定程度，与政治之间要保持距离吗？
但也不必讳言地说，刘知几的性格里蕴含着极大的理想主义者成分，且看他在着名的传世作品《史通》里提到如何成为合格的史学家标准可知。所谓“三才论”，既需要勤奋学习，又不失驾驭史料文献的天赋，才学兼备之余，还拥有过人的胆识和器局，超越时代的局限。按这个标准，其实刘氏自己也未能达标。《史通》的自叙篇章，也有庸俗地吹嘘自己家世和郡望的词眼，证明他也沾染了当时门阀旧风气。毕竟这些缺陷，是白璧微瑕，无改刘氏《史通》的独创性，及时总结编撰史书的成败得失，可以说第一本史学界的理论教科书。
很快“安史之乱”来了，从太宗时代辛辛苦苦积累下来的社会财富，遭到极大破坏，剩下只是一个满目疮痍的晚唐。史学不再着眼于纯理论，政治气候的转变，要求它发挥经世致用的功能。
于是，杜佑和他的《通典》稳稳地接过刘知几的班。当时唐朝已经无复太宗年代的富裕，杨炎变革赋税制度就是为了解决国库收入困难问题，大环境所致，晚唐的史馆早就退居到一个不起眼的地方，毕竟朝廷再也出不起那么多的闲钱供养学术。由此可知，头顶着宰相光环的杜佑，实际不过以半官方身份撰文，他的《史通》自主命题，一反常态把典章制度史独立成书，又首次以《食货志》位居全书之首，一改历代以帝王本纪等政治史居主要地位的惯例。回想贞观和开元，学术不论经济，而经济自强；玄宗以下六朝，强调经世致用，而财富缩水，真不觉令人唏嘘！所以，杜佑的《通典》与其说在巨细无遗阐述历朝历代制度变化的来龙去脉，毋宁在表达他对时代走向的深深思考，其中某些见解，到今天仍然有现实意义。
例如，他开篇《食货志》有个这么样的观点：国家经济最重要就三点，粮食、土地、劳动人手，只要这三个问题能得到合理的解决，国家和人民的收入将逐步提高。真真如暮鼓晨钟！一个生活在千年前的古人居然能看明白当今不少干部们常常头痛的三条“政绩拦路虎”，不难想见杜佑个人具有深厚的政治涵养，是支撑着他写出经典的史学着作的基础。诸如此类的言论，在《史通》俯首可拾。再比如，他在《通典·历代盛衰户口》明确表达：国足则政康，家足则教从。政治健康发展依赖国家收入稳定；支持人民文明进步要看家庭是否经济稳定。同时他后面又提及，家庭要富足，靠的是诚实经营，一味靠避税，到头来损害国家和家庭的根基。林林种种，不由得令人敬佩他对世事的洞察能力，当然书中更多的是新颖的史学观点。
不但观点，连推导方法也是前所未有。他在《通典·礼典》，用少数民族现行的婚姻风俗跟春秋时代汉族的上层贵族婚姻习俗对比，得出结论，汉族文明并非一贯先进，少数民族也并非落后的蛮夷。只是地理气候不同，文明进化快慢有异，一语中的，有力驳斥往常士大夫头脑中固有的“大汉族主义”。这一点很接近恩格斯关于民族学的看法，谁说古人不如今人！关于杜佑的新颖思想，不止一点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借“分封制”、“郡县制”的争议，最后推出“不因后事以酌前旨”，不能用后人的眼光来揣测古人的看法，评价和判断历史事件时，必须从这一事件所处的历史环境出发。杜佑的观点足以穿越时间，包含着历史主义的成分。若非如是，则属“厚诬古人”，今天还有许多反面教材，最经典一句“我孝庄”。杜老九泉之下，对此估计也只会嗮笑，他性格文质彬彬，加上学问好，无怪乎皇帝在他致仕（退休）时，下鉴定语“蕴经通之识，履温厚之姿，宽裕本乎性情，某猷彰乎事业”。
杜佑的一生可谓无憾，享年七十七岁（虚岁七十八），其时《通典》已经脱稿，伴随着他的逝世，唐代史坛的亮度再次变弱，幸而还有点点光芒照亮。
读后感史学【篇11】
将历史作为自己的专业已经九月有余，每每和同学们谈论自己的专业，总是拿情怀、为往圣继绝学、人文精神诸如此类虚幻飘渺没有实际内涵的词儿来为自己增添点儿光芒，仿若任何专注于实际与现实的东西都是深受功利主义的荼毒，不够崇高，不够浪漫，而自己恰到好处的避开这些，走的孤独且决绝。
然而近日阅读马克·布洛赫的《历史学家的技艺》不免大惊失色，不免汗颜，不免羞愧。回想起上一学期的几次论文作业，不免哂笑与嘲讽自己的无知与幼稚：责任、家国情怀、民族意识等等大而空的词儿反复的出现在我的阐述中，我也沉迷于宏大的叙述，寥寥几笔就概括出历史学的意义类，像极了古代那些古老迂腐、满嘴仁义道德的文人们。文字浮在云端，自然华而不实，细读倒有点审视历史标榜自己的感觉。只是可惜了我可爱的老师们，要在我这云端行走几千字的距离，摇摇欲坠。
本书经过几次的翻译与改版，也前后经历十几年的印刷与发行，其热度自是不言而喻，足见其重要性。近来更有人将其列入历史学本科生的必读书目，不知马克先生，该作何感想。既谈技艺，就在无形中定义了历史学家的本职工作-手艺人，与陶瓷工、瓦匠等别无二致，差别只在工作的客体。曾用书名《为历史学辩护》“一门学科的存在需要辩护，足见其地位之不妙。”（译者语）可见，作者在此书中，主要是想回答开篇的那个由一个小孩子提出的问题“历史学有什么用呢？”历史当然有用，只是在其作为学科被纳入研究者的视角，他存在的价值又在何处呢？我不敢说自己目前得到了可以说服众人的理由“历史并不纠缠当下。”在此仅仅对于在马克大师的书中提及的技艺，作个简单的归纳总结，其中夹杂些许自己的观点与看法，其内容与主旨大多不超出此书。
